东西方知识论（逻辑与认识论）的发展与互补

在人类文明之前，信息早就存在，反而知识的产生与形成，是人类文明开始的标志，把人和动物的思维区分，使人能做出的判断、推理或解释。至于研究知识问题的知识论（Epistemology），源于19世纪中叶，由英国哲学家法莱尔（Ferrier）取希腊文“知识”（episteme）和“论”（logos）二语合并而成。 

知识论有广狭二义。狹义的知识论，日本人译为汉字“认识论”，专门讨论知识之实质原理，即探究知识的根源、性质、结构、方法和有效性的课题。广义的知识论，还包括探讨纯粹思維形式的原理，即形式逻辑（forma logic）。把认识论与逻辑二者合成一科即广义的知识论，那就是“探讨人类认知的基本能力、运作模式与限制范围的理论。

逻辑的定义、要素与论证型态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认为理性（logos），让所有存在得以成立的“根本的秩序”，他把这种通往秩序的“步骤”视为逻辑。逻辑依某些证据进行推论或推理，所得的结论称为“有效性”。

逻辑的三大要素是概念（语言符号）、判断（命题）及推理。例如: 1. 所有钻石都会刮破玻璃（大前题）。2. 朱丽戒指上的石头不会刮破玻璃（小前题）。3. 所以朱丽戒指上的石头不是钻石（结论），这就是亚里斯多德建构的“三段论法”。

而陈述部分也可用符号替代表示。如钻石用“A” 表示，“刮破玻璃”用“B”代表，而 “X”代表朱丽戒指上的石头，因此上列三句,可改写成:

（大前题）：所有的 A都是 B,

（小前题）：X 不是 B,

（结论）：所以 X 不是 A。

逻辑论证自古以来有四种型态：（1）演绎逻辑（Deductive logic）：从某一前提推导出结论的推理方式，如上述的“三段论法”；（2）归纳逻辑（Inductive logic）：从各个具体的现象（Ｂ）推导出一般的法则（Ｘ）；（3）溯因法（Abduction）：为导出一个预设的结果（Ｘ），先创造出一项假设（Ａ），因此被称为“发现的逻辑”；（4）模糊逻辑（Fuzzy logic）：规定暧昧不清事物存在而无法简单做出结论的命题，例如：“他很温柔”。

知识的涵义、结构与实现（认识论）

西方60年代关于“知识”概念，有个流行的说法，知识就是“4W”，即：知道是什么（Know-what）、知道为什么（Know-why）、知道怎么做（Know-how）、知道是谁（Know-who）。有的学者还加上：知道什么时间（Know-when）、知道什么地点（ Know-where）、知道多少（ Know-quantity），即知识就是“6W＋1Q”。但不论知识是 “4W”还是“6W＋1Q”也好，仅划出知识的范畴或外延，却没回答知识的本质属性，未能从逻辑上给出“知识”概念的内涵。最有影响力的定义，来自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

柏拉图在书中，将“知识”定义为“有根据的真实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s）。 首先，知识是信念之一种，而信念也具有真假值的命题；其次，知识应该是真的，可以在现实世界得到认证；最后，知识来源应该有根有据，不是凭空臆想的产物。

上述定义暗示，不能因为相信某件真实的事，便说我们知道此事。正如一个没任何医学知识的病人，相信他很快会康复，即便日后事实如此，因这个病人的信念在当时缺乏证实。知识论就是怎样恰当地证实真相，也暗示我们可以相信一切所知之事，于是”可知之事“成为”可信之事“的子集。

1963年，埃德蒙.葛梯尔(Edmund Gettier)批评《泰阿泰德篇》的上述定义，提出“葛梯尔问题”（The Gettier Problem）的反例。他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人所信之事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证实，但没达到绝对的程度，人们可以认为这个人并没获取该项知识。

譬如说，你一直认为办公室里吃斋的“张三是佛教徒”（信念A），因而得出结论：“办公室里有人是佛教徒”（信念B）。事实上，张三并非佛教徒，所以“信念A”是错误的。然而办公室里，偶而吃斋的李四，反而是位佛教徒，所以你的“信念B”是正确的。这样看来，你得出“信念B”是有根据的（“信念A”推出），同时“信念B”又是真实的，因此“信念B”符合柏拉图的知识定义。然而，一般人认为你是瞎猫碰着死老鼠，纯粹是蒙中，不认为是你的知识，吃斋与否和佛教徒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直观地看“葛梯尔问题”，问题出在：错误的“信念A”推导出正确的“信念B”。因为“信念B”不一定要由“信念A”得出，它可由“命题C”推导出。由“信念A”可以得出“信念B”，由“命题C”也可以得出“信念B”，这样的推导是没问题的，问题出在构成推导基础的信念，如这里的“信念A”。当初相信“信念A”是正确，然而它其实是错误的命题。由错误的前提经正确的推导，不只可以得到错误的结论，也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在数理逻辑中，由A与－A，我们可以得出所有命题成立，这里面当然包含有真命题。

这样，“柏拉图定义”就犯了定义过宽的毛病。所以，知识的定义，应该在”柏拉图定义“之上增添些条件，把知识定义得更狭窄点或对“有根据的”（justified)这个词严格限定，成为当代知识论的关注点。

就“葛梯尔问题”看，知识的可错性来自于错误的前提。此外，如果推导过程中，在演绎推理之外还使用归纳推理，那么推导的知识也可能出错。综上两种可能，知识的可错性源于错误的前提或归纳推理过程。当知识被发现为错时，要把该知识及该推导出的知识排除出知识集。

知识实际上并不同质（homogeneous）。社会学家哈耶克把知识，界分为“分立的个人知识”与“理论知识”，表明人们获取、获得知识的可能性，具有不同的方式。由此知识作为自身整体的存在世界而言，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我知”；二是“非我知”。在两者之上，才有各类知识之分类。

（1）“我知”的层面

一个人知识获得、传播和创造的过程，就是知识的个体实现，使知识实现“我知”，从无知转变为知识人的过程。“我知”的实现有两个条件：（a)存在有逻辑的人脑，(b)存在逻辑化的“教育”。 针对人类个体而言，这把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人，与不具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人（如低能儿、严重精神病患者等）区别开来。

逻辑思维使人不同于其他动物，最终使人成为智能动物，也就是说人之为人，就是逻辑知识（To logic knowledge）的过程。事实上，信息、知识进入人脑的过程，与输入电脑的过程并没区别。它们都需进行新的逻辑处理才输入，把知识转化为逻辑或逻辑程序符号串，才可能被人脑和电脑接受，再经过逻辑信道进入脑中枢，自生衍出新的知识，不受直接或间接经验的影响。

知识需要教育，而信息并不一定需要教育。教育包括自我教育，甚至把先天智能遗传给后代在内。当然，知识遗传实现的时间极其缓慢。教育通过语言、感官呈现、书本、网络教学，需要借助逻辑，把接触到的信息与知识吸收重构。教育即使终止，“我知”并不终止，可以自生自长自衍，出现“创新知识”的情形。

（2）“非我知”的层面

“非我知”的知识，主要指人类的一切知识，保存在书本、器物之上，不随个体消亡而消失，但也有个别古代文明的知识，需要现代人破解。其得来和证实需要借助经验，也被称作“经验性知识”。

对于个体而言，“我知”本质上不可能独立存在，都是“非我知”的部分，后者对于前者是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后者就没前者；同时，对于知识整体而言，没有前者就没后者的形成与发展，也不可能存在后者是前者的历史与积累的价值取向问题。

西方知识论的发展脉络

西方知识论之完成，虽为近代之事实，然其思想最早见于古希腊，但当时的知识论与其他哲学旁支（形上学和伦理学）混为一谈，未能成为独立学科，所涉及的问题也没今日之宽广。

至于“逻辑”部分，一般说由亚里斯多德所創。他的论著《工具论》（organon）发展演绎逻辑理论，奠定有效论证的基本形式。它关心的是论证过程中的正确性（有效性），并不在乎其真实性，只要运用符号及代号，即可演算逻辑问题。

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家，虽仍有人討究知识论，却了无新意。到中世纪时的士林哲学，所谓知识问题只不过是神学及形上学之附庸，研究者更是屈指可数。

17世纪，英国培根（Francis Bacon）成立归纳逻辑，其前题只要使结论达到或可能是（Probable）即可。有许多科学定律和理论，使用的论证方式都用归纳法得到，优点是可扩展知识论，和演绎逻辑论相互补充。

啟蒙运动以后，西方哲学界先不預设形上学命题，纯粹从人类的认识能力入手，提出人类所认识的普遍命题建构形上学，如笛卡兒、洛克、柏克萊、康德等人，可说是知识论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他们关注的问题虽相同，但意見不同，各家之间相互竞争。反观这之前的知识论，各自有不同的形上学立场，只有独断接受或不接受，却无公平理性的辩论基础。

最初创立认识论者为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他在名著《人间悟性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开始有组织地探究认识之问题，分为认识之起源、界線、本質及效力（validity）。他虽然未能使用正当的方法论，但其分析认识之程度，使认识论成为独立学科，可说是认识论之始祖。

康德创设特有的批评哲学，调和唯理论与经验论之爭。于是分析认识之要素，阐明认识对象之意义，及论究认识要素与经验之关系，藉此以确定认识的范围，认识论之中心问题全包括其中。康德以后，认识论又复归于形上学，直到黑格尔哲学衰落，多数学者才回归康德的认识论研究。

当代西方知识论作为哲学运动，是两股支流的汇合：一是关于“知识是信念”的方法论，孕育于英美分析哲学；二是关于主体之经验直观能力的认识论，乃是笛卡尔到康德的欧陆传统认识论的延伸。两大支流主要是哲学研究切入点不断，但两者皆建构包含形上学理论体系，又都包含纯思维型式的逻辑学，两者交叉蕴含蔚为大观。

中西方知识论之比较与互补 

过去谈中华知识论的学者，他们不是说中华哲学沒有知识论，就是认为它自成一格，其实有必要先弄清中华知识论的类型。

中华本土哲学属于逻辑学的知识论讨论，主要在先秦名家如公孙龙及惠施、墨家哲学中昙花一现，之后断绝，后继乏人，直至当代才重拾研究的兴趣。魏晋南北朝以后，古印度因明学（梵语“Hetuvidyà”的意译，源于婆罗门教的四吠陀，是有关理由及原因的学问）随佛教传入中国，但线索不同，仅局限在佛学领域讨论。

上述讨论与西方逻辑学之间，都是处理纯粹思维形式的逻辑学问题，虽然各自依附在特定的世界观形上学立场，并不妨碍其形式思维的独立性，也不影响彼此间的交流对话之空间。

中华哲学属于认识论的知识论建构，一直附属于形上学体系，例如儒家的荀子哲学、董仲舒哲学、宋明理学、佛教的般若学和禅宗的第一义、道家之“不知之知”，都是认识论向度的哲学，也是自成一格的形上学系统。对照西方啟蒙运动的认识论，只有佛教唯识宗才直接从认识论问题出发。

综上所述，中华哲学并非沒有知识论，而是自成一格的认识论，无从比较东两方之优劣。既是自成一格，则其特殊性则应深论。对比于西方思辨哲学的特质，其特质是实践哲学。“实践”是就设定的价值及预设的世界观，以合逻辑的跳跃性直观，判断某个意见，讲述自己的理想。“思辨”哲学，是就设定的问题及约定的概念，以合逻辑的演绎性思辨，推演各项命题组成理论。两者并不冲突，只是特质和侧重点不同，仍有沟通的共同性，即系统內所有理论都必須保持一致性。

就系统性言，中华哲学由实践的命题（“工夫论”）推演出普遍原理（形上学命题），包含说明客观世界的宇宙论问题，说明价值意识的本体论问题，由此定位人生的最高理想，并由主体的实践活动追求这个理想（以境界哲学表述）。于是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四者，共同组成实践哲学的理论结构，还得落实在具体经验，进而亲证和互相印证，完成理想的人格境界。如何检证成圣之真实，一旦展开便将具有爆炸性的创造力。最终成功的关键，还有待中华哲学史研究的落实。

佛教知识论的主要优点，在于综合判断。从形式推理看，因明论带有归纳特征的知识内容，与西方目前的知觉研究和心灵哲学，显然有形式结合内容的趋势。从知识内容来看，唯识宗对知觉经验的揭示更细致，与西方胡塞尔的现象学也互可参照对比，可借鉴西方演绎逻辑的成果，如用计算机实现部分知识论的模型化，甚至自动推理，自动判断因明式的正确性，并批判西方知识论前沿出现的诸如本质直观、实在世界、葛梯尔问题、绿蓝悖论（Grue Paradox）等课题。

佛教知识论和西方知识论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几方面：首先，前者侧重直观体验的基础作用，强调仅凭语言文字，不能达到真相；而后者侧重概念分析的方法，但发展到胡塞尔现象学，喊出“面向实事本身”的口号，直观才得以重视。其次，前者以圣言量为准绳，以经律论三藏为理论背景；后者则以理性为基准，强调理性批判与对话。最后，知识论不是前者的核心内容，研究者不多，也没兴趣发展更细致的理论；对于后者，事关最终所求的真理，必须穷究到底，在各方面发展出相当细致的理论体系。

可举西方知识论著名的“三段论”为例子：

大前提：人都会死。

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苏格拉底会死。

同样，我们可以在因明论上建立类似的论式：

宗：老李会死。

因：老李是人。

同喻：有人都会死。

异喻：不死的皆不是人，如虚空。

在西方三段论中，由大前提、小前提演绎出最后的结论，由一般到具体；在因明论的论式中，先给出要论证的结论（宗），再给出更一般的小前提（因），最后利用更一般的大前提（同喻和异喻），由具体到一般。在西方三段论中，只有演绎推理，并不会推导出新的知识。在因明论式中，除了演绎推理之外，还包含有归纳推理的成分，可以发现前提之外的新知识，是更好的推理框架。

我们每个人脑中的知识体系，先有些信念（即“公理”）。比如基督教徒信仰上帝，以《圣经》为公理，有些人信仰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就是他们的公理。在这些信念集下，我们根据合理的推理规则，得出自己的一些知识（即“定理”）。我们未经反省前，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知识是天然正确。然而，经过对推理过程的反思后，我们应知自己知识依赖于信念而成真。所以，不同的信念集就有不同的知识体系，它们之间的冲突，根源自信念集的冲突。

再次回到前面提及的“葛梯尔问题”，当发现“信念A”其实为假时，应该清除“信念A”及由其推导出的结论如"信念B”，然后再加进正确的“信念C”，当然，由此可能推导出与原先一样的信念，如“信念B”。那么，前“信念B”与后“信念B”有何区别呢？

如果把知识当作个集合，或许前后没有区别。但如果把“信念集”考虑进去时，前“信念B”赖于“信念A”，而后“信念B”依赖于“信念C”。于是，知识集里的命题虽没变化，然而命题间的依赖关系已发生变化。因为“信念A”被清除出知识集，所以“信念B”也被删除，然而随着“信念C”加入知识集，所以“信念B”又重新加入知识集。当未来“信念C”不成立时，“信念B”还可能再次被剔除。

艾文.寇门（Alvin Goldman）的《认知的因果论》（A Causal Theory of Knowing）阐述类似的观点，近于佛家的量论观点。在量论里，知识主要有两个来源：现量和比量。“现量”是新生的正确认识，“比量”则指按照因明论式进行推理得到的认识。

按照西方知识论，现量还不是知识，只有当现量由感知过渡到概念时，才可称之为知识。举例来说，当我们感知到面前的墙壁是白色时，还没有生成概念，还不是西方知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只有当我们指着墙壁说：“这是白色”的时候，已经由感知走到概念，才可以说我们有了知识，这是由现量得来的知识。一般来说，由现量得来的知识并不会出错。

那么，由比量得来的知识却可能出错。比如设立因明论论式如下：

宗：大雁能飞

因：鸟故

同喻：有鸟能飞，如鸽子。

异喻：不能飞的都不是鸟。

假设在当前经验下支持异喻，后来发现鸵鸟不能飞，这时原先成立的异喻变为不成立，结论自然也可能是错误的知识。原因在于我们处在知识爆炸的年代，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不断涌现，可能会使原先推理的异喻不成立而导致原因明论式不成立。那么比量在何时不会得出可能出错的知识？如果假设知识集是不再增长，那么比量得出的知识就不再出错。

黑天鹅事件的启示

伦敦商学院的研究员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他因为不信任钟型曲线（bell-shaped curve，又称为正态分布( normal distribution)，是一根两端低中间高的曲线分布）、更认同幂次法则(power law)而写了两本书《被随机愚弄》和《黑天鹅》，后者是对前者的更深入说明。比利时天文学家奎斯勒首先提出大多数人的特性，均趋向于正态曲线的均数（average）或中数(medium)，越靠两极的越少，从而把正态曲线首先应用于社会领域。幂次法则是个体的规模和其名次之间，存在着幂次方的反比关系。

“黑天鹅事件”（Black Swan Events）的逻辑是：你不知道的事比你知道的事更有意义。惯常思维模式的彻底颠覆在发现澳大利亚之前，17世纪之前的欧洲人，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所以欧洲人没有见过黑天鹅，“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就成了一个没有人怀疑的事实，一直到人们在澳大利亚发现黑天鹅，欧洲人的想法因此一百八十度翻转，黑天鹅也变成了不吉利的象征，像是我们所说的乌鸦一样。这种翻转会造成人们心理很剧烈的震荡，因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有数万只的白天鹅作证，但是要推翻它，只需要一只黑天鹅就足够了。也就是说，人们所习惯相信的信念、所乐观看待的事件，有可能是错的。

人类总是过度相信经验，而不知道一只黑天鹅的出现就足以颠覆一切。然而，无论是在对股市的预期，企业对新产品服务和新市场的开拓，还是政府的决策中，或是普通人日常简单的抉择（包括投票倾向）中，黑天鹅都是无法预测的。黑天鹅潜藏在几乎每一件事的背后──从宗教之兴起，到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大小事件。

一般来说，“黑天鹅”是指满足以下三个条件：首先，它具有意外性；其次，它产生重大影响；最后，虽然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并且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解释和可预测的。

在作者看来，“我们的世界是被极端的、未知的、不可能的事情主宰着。此时应把不可预知的事情，当作起点而不是当作例外放下不管，尤其在黑天鹅开始繁殖的情况下。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带给人们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能控制命运，”而事实上，“黑天鹅”才是历史上决定性的事件。作者在思考了“黑天鹅”会造成的后果（未知的未来的决定性）之后，向人们提出建议：假定确实会发生"糟糕"的事情，你要做好准备，从美妙的突发事件中获利，尽量不受糟糕的突发事情的伤害。让机会最大化，别放过任何机会。对某方不利，反而可能对有准备方百利无害，机会总给准备好应变的人和团体。

为什么非得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认得出“黑天鹅现象”呢？部分的答案是，在应该注意“普遍现象”时，人们长久以来却习惯忽略特定事件，我们时代需要有“先知先觉者”。我们习惯注意已经知道的事情，却一而再、再而三忽略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因此，我们无法真正地评估机会；我们很容易将事情简化、予以叙述、分类；而且我们不够开放思维（open-minded），没能重视那些能够想象“不可能事物”的人（先知、预言家）及其他们一再发出的警示。

绿蓝悖论（又称“新归纳之谜”）

绿蓝悖论是哲学家古德曼先生(Nelson Goodman)提出的归纳悖论，他这样陈述：让“t”表示未来的某个时刻（如公元3000年），“Grue”是相对于该时刻“t”定义的谓词：对于个体x，Grue（x）成立当且仅当，x在t时刻前被观察并且绿 （x）成立，或者x在t时刻后被观察并且蓝（x）成立。这样定义后，由于至今为止观察到的翡翠都是绿的，因此所有翡翠上述两个假设命题，都被当前经验事实支持，可同样地归纳得到这两个假设，并根据这两个假设去预测其他翡翠的颜色。

那么，悖论出来了。在t时刻前观察到的绿色翡翠个体，都是支持命题（1）也支持命题（2）。而命题（2）意味着，“所有在t时刻前没观察到翡翠都是蓝色”，这显然反直觉。那么，如何解释或解决这个悖论呢？那不妨使用因明论尝试解决。

假设现在新发现一块翡翠a，我们要预测它们的颜色，可以建立两个因明论式。先是一般的论式：

宗：a是绿色。

因：a是翡翠。

同喻：翡翠b是绿色。

异喻：所有不是绿色的个体，都不是翡翠。

这个论式没有问题。到后面论式就涉及到Grue谓词：

宗：a是Grue。

因：a是翡翠。

同喻：以前有观察到翡翠b是Grue。

异喻：所有不是Grue的个体，都不是翡翠。

这个论式就有问题，问题出在该论式不能满足“异品遍无性”的要求。根据“异品遍无性”，我们应检查所有不是Grue的个体都非翡翠。根据谓词Grue的定义，所有个体可以根据它们被检查的时间，分成三个时间段：以前、到t时刻、t时刻以后。对于以前的个体，可以检查“不是绿色的个体，都不是翡翠”，这没问题。对于t时刻或t时刻后，被检查到的个体也要检查“不是绿色的个体，都不是翡翠”，然而办不到，因为未来还没到来。因此，这个论式不满足“异品遍无性”而不成立。

注意到谓词Grue是相关于时间的谓词，考虑归纳规则，是从已知的事实预测未知的命题，预设已知事实的“当前可检验性”。然而在绿蓝悖论里，却引入一个不可检验的谓词Grue，就与预设的“当前可检验性”形成矛盾，这正是悖论产生的根本原因。反而在因明论框架中，已预先排除此类绿蓝悖论的干扰，或可对西方学者提供新的知识论研究视角。

东西方形上学发展的主要脉络与重塑

形上学（ Metaphysics，意思就是“在自然之后”），是哲学領域中最深奧、最富哲学思维的一个范畴。 它指哲学的基本法则，通过理性的推理和逻辑，研究抽象超验的本体或实体的核心问题，例如基础、前提、成因、第一原因和基本结构，存在的意义和目的，是一门探究隐含在世上所有现象背后“真实本质”（即“真理”）的学问。它的汉字译名，取自《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由日本人井上哲次郎翻译得来。

由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把他对逻辑、含义和原因等抽象知识的讨论，编排在他讨论物理学的书册《自然学（Physiká）之后》，并给予 “在自然学之后的书册” 的标签，而被拉丁学者误解为“超越自然学的科学”。但无论是从原文还是中文翻译，它的字面意义都差不多，都指向“超脱于物理世界之上的道理”。实际上，亚氏学习与自然相关的个别知识之后，便投入关于自然本质的研究，也就是形上学。

形上学也称为“第一哲学”，原因是笛卡儿在《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部分，用大树作比喻：第一部分是树根，就是形上学，是一切知识的奠基；第二部分是物理学，好比树干；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学，以支叶比喻。

西方形上学有三个传统分支：（1）本体论：研究“存在”的主体问题，大致上回答”什么事物是真实存在”的问题，譬如说物体能否从虚无到存在，又从存在到虚无，凡事都有因果的主观性质量关系吗（与逻辑导引出的数学内涵的客观数量关系不同）；（2）自然神学：研究神格或众神的客体问题， 譬如说人有没有天生的自由意志；（3）认识论：研究第一原则（首因）引发的有限与无限时空的前提主客观环境条件下，去证明“什么知识才是真实可靠”的问题。

西方形上学的发展历程

西方传统形上学的发展或研究对象，大致经历了古代“自然本体论”、中世纪“上帝本体论”，直至近代“理性本体论”的发展历程。 虽然思想史不乏有人怀疑其价值，哲学家对其关怀始终有增无減。

古代先哲从天人一体的神话思维挣脱，从自然客体探寻世界万物的本原时，正是“自然本体论”的体现。他们一方面要解释自然界中事物变化的理由，另一方面也以自然为典范，认为人间的秩序正是模仿天体运行而来，只是模仿得并不完美。但对认识事物的起源、方式、界限等问题并不追根究底，也缺乏近代科技的条件。

古希腊哲人之中，巴门尼德以理性逻辑推论“存在”，把“存在”比喻为均匀的球体（和中华文化的”太极“概念相似），体现出朴素自然的特征。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斯多德的“形式”，应视为“自然本体论”向“上帝本体论”过渡的中间环节。当代形上学家批評亚氏哲学时，说他这门学科的对象虽是研究“存有物之所以为存有物”的客体，实际上是变相的“形上神学”，把本体论和自然神学乱混一通。

中世纪的西方是基督教信仰的時代，西方哲学渐与神学合流，逻各斯、纯形式、普遍理性等形而上学概念，被教廷有意识地偷梁换柱转化为”上帝“。柏拉图的两个世界，演变为天国与尘世、天人交战的观念，直到13世纪的士林哲学，才明显地以亚氏哲学為宗，其巨擘多玛斯（Thomas）虽曾坚持形上学的直接对象是存有物本身，但整个神学系統却以上帝作为存有界的终极原因，以信徒对上帝本体的崇信和论证，取代希腊哲人对自然本体的探求和认知，相信上帝创造和决定一切。

文艺复兴的曙光，照亮近代人性的解放，自然科学的成就充分展现人类理性的认知能力。于是，笛卡尔开创近代理性的本体论，以“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从主体的“我思”出发，推论出“上帝”、“物质”两客体，构建新的西方形上学体系，开创近代主客观两分法的科学型“理性本体论”的先河。其后的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兹等人，无不以理性构建思辨的形上学体系。

但亚氏哲学的实体观，仍然影响当时的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所不同的是，前者继承康德将哲学限定为各学科的综合企图，以严密科学的演绎法维护重建唯物论形上学；后者则继承他“心灵塑造实在论”的主张，在尊重感官经验之下，由单方面的认知理性，转向多样丰富的意志、情感、欲望、意识等经验世界，由理性的乐观主义转向非理性的唯心论形上学。

于是，形上学再度沦为学者论战的焦点，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论学者对其质疑便是典型。随着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兴起，西方哲学开始由形而上走向形而下，由本体走向现象，由先验走向经验，“解构形上学”的呼声在哲学界此起彼伏。世界存在的问题被转化为人如何以语言、逻辑的形式表达描述的语言问题，于是有了“现代语言转向说”。

海德格尔认西方传统的形上学，早已遺忘其真正課題，困陷在“存有－神學”（Onto-theology）的巢穴中，其本务应是理解“存有者的存有”（The Being of Being），即那使一切存有者展开存在活动的创造根源，而不是耽溺于某种表象思维中，以因果关系架构宇宙生存的神话或新式神学。

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哲学意味着永远在路途中，没有不变的终极真理”。这种多元开放的相对哲学观，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宽容自由精神的体现，为现代社会对个体权利、价值、多元文化和信仰（甚至无神论者），对文化霸权、技术统治的抗拒，提供丰富思想基础。鉴于此，当代哲学家对形上学的态度，才由绝对排斥到宽容理解，开始重建形上学。

传统西方形上学，既然以探寻实体本质为研究对象，其本体论和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理当以主客分立为前提。但实质上，西方形上学的研究方式，大致经历由古代的主客统一，到近代的主客分立，再到现代的主客统一的发展历程。

主客统一的人文方式，求客体“真”的客观科学精神与求主体“善”的主观人文精神的合一，既舍弃以主客分立为前提的科技数理工具理性，而在追寻主观目标上，由终极不变的绝对真理，转向确立多元开放的相对哲学观，却是中华哲学 的传统强项，西方哲学有必要在形上学借鉴东方的智慧。

重建中国形上学的路径

哲学是人的生命之根和存在之本，是人类构筑理想的精神家园。任何哲学研究的对象或问题，离开现实人生将毫无意义。古希腊哲学开启的求知爱智的理论取向，已隐含着对“人”的遗忘，其后追寻“本原”和“实体”的形上学进程中，越来越远离人世，压抑人的生命，为人类生活提供抽象虚幻的精神支柱。

中国哲学的缺陷在于知识论的缺失，而现代西方哲学的不足则是价值论的淡化。中西哲学恰恰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在相互渗透、相互激荡下，构筑未来的普世哲学 － 以价值论为本体和伦理学主导，以知识论为辅助的新型哲学体系。

形上学是中国哲学的基础与核心，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一是本原论，二是人性论。子贡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谓“性与天道”，分别相当于人性论和本原论，乃形上学的传统课题。不过，人性是内在人心的呈现，“心”乃介于形而上下之间，可以体验和被体验，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心论也是中国形上学的组成部分。

本原论探讨宇宙之起源（即“宇宙论”）和世界之本相本体（即“本体论”）。中国先民认为，万物皆为天所生，这样“天”就成为中华文化最早表达宇宙本原的概念。春秋末年，老子首次提出具有哲学意味的“道”表达宇宙之本原、世界之本体。其后，孔子晚年提出 “易”的概念。儒家以善为定性，孔子的“易”、孟子的“天”和宋明理学的“道体”，其本性都是善。道家则以“自然”为定性，老子之“道”的本性为自然。佛教以“空”为定性，所以真如即空。

中国儒释道三家的人性论，无不以“德欲之辨”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只是各家之“德”的具体内容不同而已。从历史上看，由这个核心问题引发两条发展脉络：一是春秋以前，把“欲”当成人的本能，并不具有抽象超越的意味，还不属于形上学的范围；二是老子和晚年孔子开创以“德”为“性”的新传统，建立一套形上学体系。老子首将“德”作为“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掘开义理的源头。孔子以“德”为“性”，孟子力主只有“四端”才是“性”，从而完成对传统人性论的根本转化，建构一套独特的“外在道德先验论”。宋明理学的“人性二元论”，事实上是将上述两个脉络，纳入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

在本原论、人性论、人心论三个部分中，人性论承上启下，居核心地位。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生和社会的学问，而人性则是一切的根据。各种本原、本体概念性质的差异，事实上是各家对人性的洞察，建构自己的形上学体系。

在中国哲学中，道、天等各种超越概念，既是宇宙之本原，又是世界之本体，同西方形而上学相比，其重要特色是宇宙论与本体论合一。宇宙论是研究宇宙起源、演变的理论，本体论是探讨世界本原、本性和结构的学问。在哲学层面上，宇宙和世界两个范畴相当，都是天地万物的总称，所以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对象，只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将二者混而为一是有充分根据。

中国古代哲学宇宙论，归为三种主要宇宙模式：

（1）宇宙产生于一个原始元点，万物都由这个元点生成系统。例如《太一生水》把宇宙的原始元点，称之为“太一”:“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

（2）宇宙不仅来源于一个原始元点“一”，还对产生这个元点的母体，引进绝对的本体世界“道”。如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3）《易传・系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演变）为绝对的本体世界，相当于老子的“道”，“太极”即“太一”。“易有太极”有两层涵义：一是“易”含有“太极”，二是“太极”与“易”同在，二者之间不存在“生”与被“生”的因果关系。

当代中华统一学会的会徽，就是一个太极图，与西方哥本哈根学派的中心思想”互斥即互补“不谋而合。

同西方形上学相比，中国形上学的重要特色是体用一如，上下一贯。现代生物学证明，母亲基因会遗传给子女，而拥有共同祖先的族群，会携带相同的基因。由此推断，作为宇宙之母的奇点，应该蕴藏着万物的一切基本信息，或者说任何事物都会携带奇点的原始信息（此点符合现代天文学的宇宙论），这正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在产生万物的过程中，宇宙万物的产生者将自己的特性赋予万物，以成万物之性。

例如，老子把“道”与万物的关系，比喻成母子关系:“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在这种宇宙论的基础上，本原论、人性论和人心论犹如高山流水，一贯而下。先哲还从这种堪称典范的形上学体系中，开展种种有关人生、伦理、社会、政治的学说，有效地避免西方哲学本体与现象脱节的弊病，为未来形上哲学开辟了一条可靠的发展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家们试图建构新的形上学体系，以回应西方哲学的挑战，并发展中国哲学，成就卓著者仅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牟宗三几人而已。

熊十力融会贯通儒释两家，将陆王理学的”本心之学“发挥为绝对的本体，建构“新唯识论”的儒家形上学体系。他指出:“本心是绝对的本体”，而“仁者本心也”。新唯识论的宗旨是体用不二，本体与现象相即不离。宇宙一切原为大用流行，而这正是体的显现。

冯友兰吸收西方”新实在论“的观点，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建构儒家形上学体系。其新理学的主要概念有四个，即理、气、道体、大全。其中“理”是纯粹的形式，“气”是纯粹的质料，“道体”是理气合一之流行，大全是“一切底有”。新理学最终归结到人生境界问题：“理及气的观念，可使人游于‘物之初’。道体及大全的观念，可使人游于‘有之全’。这些观念，可使人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同天。这些观念,可以使人的境界不同于自然、功利、及道德诸境界。”

金岳霖从经验主义出发，重建形上学体系。其基本概念有三个：即道、式、能。“道是式 ― 能”，“式”类似于朱熹的“理”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能”类似于朱熹的“气”和亚里士多德的“质”。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式与能的结合体，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是通过“式 ― 能”关系展开。他又把“道”表述为“无极而太极”，指出：“道无始，无始底极为无极”；“道无终，无终的极为太极”；“无极为理之为显，势之未发”；“太极为至，就其为至而言之，太极至真、至善、至美、至如。”

牟宗三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建构一套道德形上学体系。他把康德的自由意志、道德自律与儒家的良知、仁体、心体、性体结合起来，将道德本体提升为宇宙本体。康德认为，只有”上帝“才有“智的直觉”，而人不可能有，而牟宗三认为“人可有智的直觉”，这就是内在的”良知“，还试图通过“有执的存有”和“无执的存有”的“双层存有论”，解决“转识成智”的人文问题。

总之，各家建构形上学体系的路径不同，熊十力主要借助于佛学唯识论，而冯友兰、金岳霖、牟宗三则主要引入西方哲学。就学术谱系而言，冯友兰接程朱理学之统续，而熊十力、牟宗三师徒则承受陆王理学之余响，至于金岳霖，似乎可以理解为“中国语境的西式哲学”。

总结

形上学并非是过时和错误的学科，如果能将体验性的因果关系式历史知识，作为必要的时间条件，再结合具有数量的相关知识，作为前提的空间情况，采用定性定量双管齐下的研究方式，就能透视世界万象，许多时空问题（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也就不难迎刃而解了。

形上学代表人类理性的最大企图，一种对主观存在界或客观经验界，给予终极合理诠释的努力。虽然，兩千多年來，它并未真正为其问题提供确定不移的答案，但已影响決定了文明历史的脚步，并且渗透到道德、科技、政治、经济各个层面，要求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的多元开放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 。因此，形上学的价值不应受排斥，而应该肯定它在追寻终极真理的努力。  

“爱智”（Φιλοσοφία）起于惊叹

哲学(philosophy)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既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也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终极统一。这门学科追求世界的本原、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基本形式，由此形成一个圆满的系统，不仅可以说明一切，并且足以引导人类安身立命，站在制高点经营一切学问。

“哲学” 的出处与涵义

 “哲学”一词翻译自古希腊文"Φιλοσοφία"（philosophia），是由“友爱”（philos）和“智慧”（sophia）两部分构成的汉语动宾词组，合起来的涵义是“爱智慧”，藉此表述和界定的事情或事物，以提高认知能力进行思维的活动。

根据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记载，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首次使用“爱智慧”这个词语，并自封为“philosophos”（爱智者，即哲人）。大约公元前6世纪，这位古希腊哲学家游学埃及，深受当地宗教的影响，开始专注于灵魂与肉体的修养，回国后便赋予“爱智”特别的涵义：

“人们意味到自身的有限与不完美，而从心灵里产生不安，渴望一种真正的智慧，使得灵魂能超凡脱俗，追臻同宇宙间的完美秩序取得和谐的真理”。

首次使用“爱智慧”这个词语的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把“爱智者”归到“自由人”的行列，把自由和真理联系在一起，由此分别为圣，指出生活中有些奴性较强的人，本就是名利场上的猎手，而“爱智者”与生俱来的品性却是追寻世间的真理。

有人曾问毕达哥拉斯：“能否谈谈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简单的回答：“我是哲学家（philosopher）”，问者从未听过“哲学家”这个字眼，就向他请益，他说：“就好像今天来参加奥林匹克盛会的人，有些是沽名钓誉者，有些是为奖赏而拼死拼活的，而我呢？我来这里就只是为了‘观察’和‘理解’这里的一切，而‘观察’和‘理解’就是哲学。”

奥林匹克竞技场的入口处

这些古希腊哲学家们并不迷信，而那时也没有具有绝对统治力的宗教（如后来西方的基督教），但他们有着深厚的神话情结。在他们的思考中，总是或多或少地试图将世界与诸神进行对话的潜意识，甚至有时把神话里诸神的职能重新定义，再赋予世界的本质。他们也关注社会，对于世界的探究，大部分原因是为了取代神权政治。

中国晚清以前并无“哲学”一词和这门学科，而是奉行“文史哲不分家”，哲学思想散见于经、史、子、集的国学典籍之中，只有单独存在的“哲”和“学”这两个动词。汉语中“哲”是“聪明”、“明理”之意，把“聪明而有智慧的人”或圣贤通称为“哲人”。 “学”在汉语中指“个人通过模仿、学习、再现事物的活动中获得知识和能力”。

1874年，日本学者西周在《百一新论》中，借用汉语“哲”与“学”两个单词合在一起，组成“哲学”一词翻译英文“philosophy”这名词，其汉语译义便含有“人们为了明智、明理、提高思维认识能力所进行的学习过程”。1896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等人便将 “哲学” 的译名引介到中国学术界。

《皮尔金哲学辞典》将“哲学”定义为“有关思想、行为，与实在中最基本与普遍的概念。”而在学术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世界、人生原则的理性根据提出质疑、挑战与反思，试图重建这些基本原则的学问。但它不只是单纯的经验表达或宗教信仰，而是一门具有彻底理性认知的学科。

但上述观点都被《牛津哲学辞典》所挑战: “20世纪晚期...偏向于将哲学思考视为对于任何一种知识探索的最好实践”。的确，许多早期哲学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观察，最终都成为当代科学的基础，为后世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人为何爱智慧？

苏格拉底（Socrates）说：“我并非智者，而只是爱智”。“爱”的动力来自灵魂自身对美善事物的渴望，人们只有不耽溺于世俗的短暂虚假利益、转向追求真正的智慧，才能满足灵魂的渴望、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价值。

大英博物馆内的苏格拉底雕像

苏格拉底点出爱智之学（哲学）的两大特征：一为灵魂的教养，是一切美善价值的探求与展现；二为高度的反省力，凭着虔诚的热爱检验一切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他对后世的教导便是：“你们要知道自已的无知”，提出对人类知识本源的质问，并将哲学从物理学层次扩展到知识论、人生论的层面。

随后的柏拉图（Plato）与亚里斯多德（Aristotélēs）为“爱智”一词带来更多的涵义。

柏拉图区别“爱智”与“智慧”，认为神才拥有真正的智慧，人只能“爱智”也就是渴望智慧，却不能拥有智慧。人的独特性在于既有肉体而带有动物性，又具有灵魂的理智能力而分享了部分的神性，因此人介于被欲望蒙蔽的无知与拥有智慧之间，希望藉由修养灵魂达到神的境界，终身处于热爱与追求智慧的过程。

柏拉图还指出哲学起于惊叹，他说：“惊奇”（thauma）是哲学家的标志，也是哲学的开端。他说：“ ‘iris’（彩虹，虹之女神，宙斯的信使）是‘thauma’（惊奇）之女，并无误溯其血统。‘iris’（彩虹）向人传达神的旨意。哲学是由惊奇而发生，在其注目之下，万物脱去种种俗世的遮蔽，而将本质展现出来。由此，它把自己展现为一种真正解放性的力量。”

 

奥地利西部山区雨后现出的彩虹，而彩虹正是哲学的象征

而惊叹也正是德国文豪歌德晚年告诉学生的“人生最高境界”，歌德说：“惊叹什么？就是对知识、对新鲜事物的渴求与反思”。

到了亚里斯多德，爱智或哲学不再具有宗教伦理含义，成为“知识”的同义词，指知性上的训练。他在《形而上学》中指出：“人是理性的动物” 。人天生就具有好奇心，不会只专注于饮食起居的身体欲望的满足，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维，从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对更重大事件发生疑问，例如关于日月星辰的变化，以及关于万物的生成。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能不为任何目的而只是单纯地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将焦点放在探究纯属智性的事物，并且乐在其中。他将“人所秉赋的认知能力”依层次分为：

1. 感官知觉层次：人首先拥有感官知觉，可以感知外物的颜色、温度、触感、味道；

2. 记忆层次：进一步拥有记忆力，能记取过去的感官知觉；

3. 经济层次：以记忆累积知觉与经历，形成经验；

4. 技艺层次：通过经验操作事物，形成各种技艺，例如医术；

5. 理论知识层次：进而了解技艺背后蕴含的原因和原理，从而形成理论知识。

前三项认知能力是人与某些动物所共有，而后两项则是人所独具的能力。理论知识优于技艺，乃是一个人即使会技艺，若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仍属于不完全的认知，只能满足一般需求。人之异于动物而能通往“更高的理智成就”的关键，便是能穷究事物的本原以获取理论知识，这正是所有哲学探究的开端。

由此观之，古希腊三哲都认为“爱智”是人类独具的不断探究真理的活动，也是古往今来哲学所共有的特征。后来希腊化时代的斯多亚学派（The Stoic School)，把哲学内容分为三个思想架构：

（1）自然的，即形上学，探讨不变的真实本体，包括宇宙的起源与结构、人性的本质与生命的归宿、有无终极实体可以作为万物的基础？

（2）逻辑与知识论，探讨人类认知的基本能力、运作模式与限制范围；

（3）伦理学与美学，这是把前面两者的结论应用在实际生活中，依此分辨善恶、美丑与利害得失的价值判断标准。

哲学在运作时，显示三种特色：澄清概念、设定判准和建构系统，而建构系统就是兼顾三大思想架构所形成的圆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