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日星期日

破解"斯德哥尔摩政治症候群"魔障的处方

由于新加坡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生态类似,长期处于父权威权独裁政治统治下,新加坡国民是长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患者。那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为“斯德哥尔摩效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人质情结”、“人质综合症” 。那是自有人类文明开始,即与生俱来的心理病症普遍存在的心理病症,然而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种病症才由于一个瑞典刑事案件受到重视,并以此得以命名,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市政厅,每年12月诺贝尔奖颁奖礼在此举行时,冠盖云集,群贤毕至到来捧场
斯德哥尔摩市政厅,每年12月诺贝尔奖颁奖礼在此举行时,冠盖云集,群贤毕至到来捧场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意图抢劫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130个小时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绑匪,甚至还为绑匪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非但不痛恨绑匪,对绑匪没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表达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的态度。更甚者,人质中有个女职员竟然爱上其中一名劫匪,还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从那时起,心理学增添一种新病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开始可能有人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好象天方夜谭,太不寻常,但不寻常并不代表不正常,只要把案件的细节都了解清楚就会完全理解。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指被害者对劫持者产生心理上的依赖感,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因而对加害者产生好感、依赖心,双方建立共同命运或共犯结构,反把劫持者的前途和安危,视为自己的前途和安危,变成劫持者加害他人的帮凶。”于是,他们采取“我们反对他者”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敌人的情结。

这件事激发社会学家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后继研究显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令人惊讶的普遍,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乱伦与意识形态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验。自古以来,芸芸众生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不自知。他们分辨不出真伪和善恶。

俄国文学家高尔基曾经讴歌:“人,这是个大写的字母!”曾几何时,“大写字母”开始写得歪歪扭扭的?

斯德哥尔摩的米勒雕塑公园,一尊“人被操纵在别人掌心”的青铜塑像
斯德哥尔摩的米勒雕塑公园,一尊“人被操纵在别人掌心”的青铜塑像

按照心理分析学的观点,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成人形成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综合症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成“角色认同防卫机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源于人类本性中畏惧不确定性(无法应变和适变)和崇敬强者和偶像所造成,也是畏强凌弱他者的本性使然。

父权时代, 你不听老子的话就要被管教(摄于挪威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Vigeland Park))
父权时代, 你不听老子的话就要被管教(摄于挪威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Vigeland Park))

"斯德哥尔摩政治症候群"机制的形成条件:

1:受害者生命(财产没收或两者兼有)感受威胁,或主观相信这个施暴者随时会这么做。
2:让受害者感到无路可逃。
3:受害者除了施暴者或受其控制的信息和思想外,与其他观点主动或被动隔离。
4:受害者会(以为)通过配合施暴者而受惠(减损),不配合就马上遭报复(最关键的条件)。

符合以上4个条件,受害者(群体)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绑匪,也可以是个组织甚至是个国家或宗教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一个党派或国家,甚至国际组织或国家联盟(如美国小布什总统为夺石油资源,“绑架”北约盟军攻打伊拉克)。就以个体为元素的社会心态而言,历史也呈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候群发的普遍形态。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论是在心理学,还是在政治学、历史学范畴内,都符合生理学上的条件反射原则。把绑匪与人质的关系引申到政治关系,亦即“斯德哥尔摩政治综合症”。每种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有被驯养的可能。

当基本需求底线能满足,有吃有喝,生命得延续,面临暴力或强权,只有低头或屈服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这或许是源于本能反应。就像原始人类从狼驯化成狗时,常以食物为诱,辅之以鞭子,让它做什么,它才会做什么,其野性就逐渐褪去。同时,随着这个驯化过程,狗对主人也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再者,人类都普遍有崇拜英雄和期待“救世主”诞生的原始渴望。

狗的祖先便是从狼的一支被驯养演化过来 (摄于纽约考古人类学博物馆)
狗的祖先便是从狼的一支被驯养演化过来 (摄于纽约考古人类学博物馆)

人类原始本能的另一个底线,即通过肢体冲突解决问题,例如争夺食物、水源、财富、权力等生存利益。当无礼法可施时,强暴者就会在草莽社会或动乱时代成为新的统治者与支配者,获得人质潜意识的心灵崇拜与倾慕。依文化传统之心理学研究同时表明,只有极少数人能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具有天然免疫力。

法国枫丹白露宫御花园中,有尊“侍女驱狗捕鹿”的皇室狩猎场景的青铜像
法国枫丹白露宫御花园中,有尊“侍女驱狗捕鹿”的皇室狩猎场景的青铜像

在斯德哥尔摩政治综合症患者心目中,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拿破仑、希特勒、史达林、毛泽东、蒋介石…李光耀,他们一定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级神化人物。如果原有“绑匪”政权被取代、被打倒或轮替,那么患斯德哥尔摩政治综合症的愚民,也呈现出两种十分明确的两极化的行为模式:

模式A:寻求重新做顺民的机会,这就是前朝遗老们的普遍心态;或

模式B:寻求让别人做顺民的可能,这正是陈胜、刘邦、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法国雅可宾派及陈水扁等民进党人及其支持者的典型病理症状。

波兰华沙公园外的史达林雕像,这是苏联解体后,少数仅存他的纪念像没被后人拆除
波兰华沙公园外的史达林雕像,这是苏联解体后,少数仅存他的纪念像没被后人拆除

凡是动物,都有被驯养的可能,人自然逃不出这个藩篱。因为人性所能承受的恐惧,还是有条脆弱的底线,想活命就易受骗上当。当人质遇上不讲理的凶徒随时威胁取其命,就会渐渐把生命权付托给凶徒。时间拖得越久,就会觉得绑架者对其宽忍和慈悲,渐渐把恐惧“异化”成英雄般崇拜或“神化”。

在非洲南部赞比西河上游的乔贝国家公园,我正准备与驯养的狮子出去晨运散步
在非洲南部赞比西河上游的乔贝国家公园,我正准备与驯养的狮子出去晨运散步

这让人联想起柏拉图的《理想国篇》,他曾以“洞穴的四段式”比喻人的心灵从专注于虚假的事物或议题,转而看清其本质真相,从而认知真理的“心灵转向”(反“异化”)历程。只要把他故事里的“囚徒”换成“人质”,受害者的心里素质其实都一样。而当其中一个囚犯逃出洞穴(转化成“智者”),回头再将外界的真相告知同伴,所有同伴们听后反而大笑而置之不理。“智者”依然不死心,想要继续劝服其他同伴们时,他们群起围攻将“智者” 给杀死。

“人质”或“囚犯”的扭曲心灵能否转向,如果不能靠自身的“顿悟”(苏格拉底《美诺篇》:知识是透过回忆而来),那就社会必须有像苏格拉底、孟子或卢骚等思想家,不间断地与“反智者”进行论辩,启发他们重获光明与自由。“反智者”重获心灵自由的过程,必定如同乍见火花和阳光般难以调适。

巴黎先贤祠的地下层,安放了法国民权思想家卢骚的灵柩供民众瞻仰
巴黎先贤祠的地下层,安放了法国民权思想家卢骚的灵柩供民众瞻仰

“心灵转向”非由教导,而是经由转向后回忆起人性本相中真善美的一面,否则留在洞里的同伴,就只能靠别人燃起的“火把”告知外界的真相。而结果往往不是“智者”被“反智者”杀死再把火种践熄(如苏格拉底被雅典市民以“腐化青年” 或“不信神” 的名义处死),就是“反智者”不能接受外面阳光普照的“当头棒喝”真相,重见天日后集体自寻短见而“殉黑道”了(二战时,很多日本军人包括台藉日军在内,战后不能接受大日本帝国战败、天皇投降的事实而“切腹自尽” )。

丹麦童话大师家乡奥登塞(Odense)的安徒生纪念馆,正上演《国王的新衣》童话剧中最精彩处。剧中那位天真无邪的孩子,当众捅破国王没有穿衣服赤身露体的显而易见的事实,小孩旁边是扮演安徒生的说事人
丹麦童话大师家乡奥登塞(Odense)的安徒生纪念馆,正上演《国王的新衣》童话剧中最精彩处。剧中那位天真无邪的孩子,当众捅破国王没有穿衣服赤身露体的显而易见的事实,小孩旁边是扮演安徒生的说事人

为了破除先入为主的观念与偏见,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论》中提出,芸芸众生必须打破日常生活中的四种”偶像“(又称”假象“), 其中就包括柏拉图所说的”洞穴偶像“(idola specus), 那是被自己的性向、教育背景与阅历经验所"绑架",于是依此做出错误的判断。其他三种偶像就是”族群偶像"(idola tribus),"市场偶像"(idola fori)和"剧场偶像"(idola theatri), 笔者就不细说。

民主时代,人民要醒悟,自己才是国家的真正主子,那些台面上的人,只是大家一人一票选出的政治“代理人”(agents), 做得不好就请“下台”
民主时代,人民要醒悟,自己才是国家的真正主子,那些台面上的人,只是大家一人一票选出的政治“代理人”(agents), 做得不好就请“下台”

笔者认为“心病还须心药医” ,“智者” 不宜过激先采取激怒性的行为,便不主张培根的“打破偶像”说,政治家更必须要有“医者”的包容心,正如大禹治水成功,靠的是疏通河道而不是一味修堤防堵,才能“拨乱反正”。笔者开的政治学处方如下:

首先,治乱者必须了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候群形成的博弈机制(胡萝卜加大棍),例如减少受害患者的心理与生理的不确定性和心理承受能力,尽其所能提供受害者多元与透明化的信息和知识、融入外界的渠道、多元选择的机会和安置的配套,适时勘破绑架者设计的“谎言”、重新树立新的权威机制,让受害者逐渐适应外界的环境,转而自愿“弃暗投明” 。

最后的博弈管理机制,其实就是变相的“以毒攻毒”,社会文明与组织的进步本身,就是一种“异化 - 反异化 - 再异化”(解冻 - 凝固 - 再解冻)的解构与重构的反复较量过程,当然争论的新焦点将会是:"人质"或"囚犯"会否因势利导,变成从某个洞穴跑进另一个洞穴,他们自己就要衡量比较新旧洞穴对“囚犯”的利害得失关系,或从“众多烂苹果当中,选个较不烂”轮替当政治代理人的"民主困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