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政治学的主要研究途径与理论（下）

宏观政治学理论的团体理论、系统论、沟通理论、政治发展和制度理论，笔者主要讨论"whom"和"when"这两个问题，至于微观政治学的上篇，我也先后讲解精英论、阶级论和权力论，分别回答民主政治的“Who”、“where”和“what”的三大问题，下篇就专讲选举学（投票行为）理论，那就是介绍“How”的问题。

政治学的研究从传统主义转变为行为主义，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观察、量化、统计、分析、假设、验证等），让选举（投票行为）研究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致力于界定影响选民投票抉择的可能因素及因素间的因果关系。

美国学者于1940年代末期开始，对选民从事大量的经验研究，产生一系列的重要著作，包括《投票》（Voting, 1954）、《美国选民》（The American Voters, 1960）、《变迁中的美国选民》（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1976）《人民的抉择》（The People’s Choices, 1994）等。在英国，学者巴勒特（D.Butler）与史多克斯（D.Stokes）出版《英国政治变迁》（Political Change in Britain, 1969），透过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人民的投票行为，产生“选举学”。

政治学者提出的解释选民行为的途径相当多，但基本上可分为四个途径：（1）人文生态学途径(social ecological approach) ；（2）社会学途径 (sociological approach) （3）社会心理学研究途径（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4）经济学研究途径(economic Approach)。

人文生态学途径

投票行为理论之探讨由來已久，早期欧美国家的选举研究，大体上发韧于上世纪20年代，在40年代以前，大部分的研究是针对总体人文环境资料，采用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的人文生态学的研究途径，对选举现象进行“总体分析”(macro-analysis)。

研究方法是针对某次选举，选择不同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特质的选区，进行长期的研究。资料來源通常为该选区的选举统计和人口统计调查，包括人口、年龄、性别、族群、教育等不同结构的分析，再对选民的投票行为做个总体相关的研究，找出那些关键性因素影响全国投票行为。研究焦点有：（i）选区的投票率和选区都市化程度、人口结构、地理位置、政党结构、经济结构、宗教信仰等变项之间的关系；（ii）选区投票方向与上述变项之间的关系；（iii）找出上述（i）与（ii）和个人特质及政经背景之间的关系。

这个方法由于资料（总体资料）容易取得，避免调查时可能发生的误差，但却无法推论选民的政治态度与动机（生态谬误，ecological fallacy），换句话说，无法根据总体资料推断选民个人的投票行为。他们也只利用一些总体性资料，描述选举的一般现象，既缺乏对现象的合理解释，也沒对行为者(选民与候选人)进行个体分析(micro-analysis)。因此，如何认知到“生态的相关”(ecological correlation)，并不一定符合“个人的相关”(individual correlation)，是研究过程中必须加以补救的弱点。

社会学途径

社会学途径又称“哥伦比亚学派”（Columbia School），是上世纪40至50年代投票行为研究之主流，主要代表人物是保罗.拉萨菲(Paul Lazarsfeld)等人。他们从社会和经济背景调查选民，诸如阶级、信仰、种族、族群、职业、教育程度、性别等人口变项，由个人所处社会的“相对位置”，解释不同属性选民的投票行为及差异。

其后，哥伦比亚学派尝试从传播研究途径，对选民进行访问，试图探讨传播媒介对选民投票行为之影响，当他们发现传播行为，并不能改变选民的态度，反而意外导出“传播效果有限论”，得出政治兴趣和交叉压力对投票决定的影响：政治兴趣高，交叉压力小，投票决定越早且不易改变；反之，则决定时间越晚，越易改变或甚至不去投票。他们又意外发现真正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三个社会背景因素：宗教、社会经济地位及居住地区，综合成“政治傾向指标”(index of political predisposition，IPP)，藉以衡量选民投票方向。

哥伦比亚学派也强调团体（如商会、工会等），对个人的投票行为有影响，一旦知道这些社会团体的政治傾向，就能預测选举大致的结果和政党实力。竞选活动对选民的影响有：（i）强化作用、（ii）催化作用 、（iii）转化作用、（iv）意見領袖扮演重要角色和（v）团体的重要性。

在社会结构因素方面，仅有“年龄”与“族群属性”，对选民的投票抉择具有影响力，其余如“性別”、“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项目，都不是投票抉择的影响因素。这项结论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仿，再度证实社会结构因素，虽与投票行为相关，但仅能描述不同背景选民的投票傾向，不能圆满解释相同背景的选民，在投票傾向上有所不一致或变迁情形的出现，所以仍有其缺陷。同样地，它和人文生态学研究途径一样, 大致上已被后来的学者扬弃甚至超越。

笔者认为前两个阶段投票理论的研究，都具有粗放描述之性质，无法准确预测选举的态势，只适合用于开票结果的选举成绩分析。这两个方法论，用在新加坡威权时代一党独大的选举，尚勉强可用于预测，但在后威权时代的两党政治时代，几次全国大选和补选的选前预测，很明显就误判形势。

社会心理学研究途径

就分析的理论架构而言，“社会心理学研究途径”亦称为“心理 － 政治研究途径”（psycho-political approach）、“态度研究途径”（attitudinal approach）或“认知研究途径”（cognitive approach），根据选民在投票前的社会心理感受，诸如他们对主要政党的认同、对候选人的喜好、对政治议题的偏好等，说明或预测他们投票行为之取向，包括政治效能感和公民责任感。

这个途径是上世纪40年代以密西根学派(Michigan School)为代表，透过社会心理学途径，以个体分析模式，发掘个人的心理特质及政治态度，被誉为美国政治学的“第二次重要革命”。例如坎贝尔（Augus Campbell）等所著的《美国选民》一书，便以漏斗状的因果分析模型(funnel of causality)，把影响选民最后投票抉择的所有长、中、短期变数，分别包含在政党认同、候选人形象与政见议题三大投票考虑中，以达到完全解释与预测投票行为，为美国政治分析开创全新的途径。

在分析上，选民以政党认同为投票主要依据，被称为政党取向的投票；议题或政见取向的投票，以候选人的政见及选举议题的态度取决投票给谁；候选人取向的投票，指选民根据他们对候选人的能力与人格特质的评价，决定是否投票给他。在现实世界中，选民的投票考虑不会只取决于单一因素，只是对不同的投票考虑有所侧重而已。笔者的“选举效应综合分析法”，思路基本上属于密西根学派的漏斗状分析模型，然后兼顾另两个研究途径的观点。

接下来，笔者先讲解政党认同理论（party identification theory），也是密西根学派的最重要的概念和理论上的创新。毕竟这是影响选民的长期因素，而且偏好、信赖与成见一旦形成，就会根深蒂固很难改变，除非发生特别事故，才会影响这些基本盘选民的投票取向。有研究显示，因为竞选期间各项作为，导致背离原先的政治倾向或偏好的选民，大约只有14%左右，换句话过，各政党的基本盘松动在1/6的上限。

（1）政党认同理论




政党认同是个合成概念，“政党”是政治学名词，“认同”则是社会心理学名词，在英文含有“同一身份的个性与特征”的意涵。

近代政治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民主化，而民主政治要求对民意作出经常、灵活、高效的反应。为此，必须在人民与政府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现代政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起到桥梁与中介作用，使得民意得以传达和集中，从而为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提供必不可少的动力和支持。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欧内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曾对西方政党作出经典的评价：“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流，导入政治体制的水车，并使之成为运转的导管和水闸。”

奥地利近代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先对认同现象加以理论分析，在人类生物本能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认同理论。总体而言，认同是人类不断地回答“我是谁”的过程，不仅对自己的内在发现与外在自觉，更多是根源与他者间的社会关系，建立起身份感、确认感与归属感，自觉地按照认同的团体规则与范式，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政党认同是政治认同的一种，根据《政治学百科全书》的定义，它是选民“在心理上对某一政党的归属感或忠诚感”。它是在政党政治生态下，必然产生的社会政治现象。当公民自觉地参与组织及过程，对相关政党作出的心理反应和行为表达，包括对政党立场的支持、形象的满意度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感情倾向，将对投票行为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替代效应， Substitution Effect）。

政党认同构建在人们成长的社会环境，是种相对较稳定的心理倾向与价值判断，与家庭熏陶（尤其是父母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教育环境、宗教文化信仰、个人经济地位、政党社会化（利益选择）、对党史或政绩的总体评价相关。既有感情等非理性因素，更多是政党形象、人们的利益选择，以及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等理性的现实因素。个人或团体的政党认同一旦形成，就会稳定地发挥对特定政党的亲和力，表现在支持党纲、政党领袖、网页和活动，投某一政党的票，尽力维护该党的形象，加入某一政党等政治行为。

最早研究政党认同现象的美国学者米特（Miller），认为它在形成过程中，无论影响因素是什么，却是长期稳定的非理性心理现象，甚至持续到晚年，对民众的政治选择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在密西根模型中，把它形成的原因归因于家庭社会化。研究表明，选民的政党认同并不会因为偶然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过程而改变，就像宗教认同一样，从小在家庭继承父代的政党认同。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政治立场，会反过来影响政党认同，可能由短期的政治性考虑所改变，譬如在青少年时期，政党认同可能受参加社团的影响而改变，即发生“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或称乐队花车效应、羊群效应或西瓜效应）。

政党认同具有层次性，即情感、认知、评价和行为这四个不同层次。一般而言，这四个层次是递进，但不同层次的作用和方向并不一致。这使政治认同呈现出复杂的情况。有些西方学者并不认为政党认同是理性的行为，更多地出于情感。从历史经验看，确实有些政党如法西斯主义政党、一些原教旨主义政党，它们成员的某些行为，绝非理性所能解释，情感的强烈往往越过认知和评价方面，而直接导致过激的行动。

尽管如此，政党认同从构建到变迁，却是可以测量的现象，这开启一扇观察民众政治态度的新视角。此后它的用途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当今研究大众政治行为的中心理论”，无论在探讨政党与选民关系、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研究政党的组织形态都绕不开它。一般来讲，政党动员力度愈大，对峙也愈激烈，愈能激发有政党认同选民的投票取向，中间选民的比例也越易被挤压。

但当政治大环境发生巨变或变革时，政党认同就会相应改变，或削弱、或强化、或转换等，也折射出政党的兴盛与衰亡。政党可以比较及把握支持状况和变化趋势，以便正确评估和调整政策与政治主张，从而赢得多数民众的支持及拥护。

政治认同的作用包括多方面，例如对体制的认同，有助于政治制度获得合法性， 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之一；对政策的认同，可获得更多人的参与和支持，使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对政治思想的认同，有助于党员树立起共同目标，激发为共同事业奋斗的热情和信心。但政治认同也会发生反作用，使组织成员丧失自我判断力，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例如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都是政治认同发生负作用的例证。

60、70年代以来，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使政党的功能日益萎缩，公民的投票率降低，废票率增加，对政党的批评也不绝于耳，各国政坛面临着政党认同危机，政党解组、政党衰落的论调尘嚣日上。尤其是西方各国选民的政党认同投票取向，出现愈来愈多的浮动性（volatility），如选民分裂投票行为的大量出现，投票率不断下降，决定投票对象的时间，越来越接近选举投票时间，游离（中间）选民增多，以候选人、政见为投票取向的选民趋多等等迹象，都是选民政党认同投票的弱化，将降低政党认同模型对投票行为的解释力，代之而起反而是政治议题和候选人的整体形象，成为解释选民投票行为的主要变量。

后威权时代的新加坡，政党认同取向仍是下次大选，解释选民投票行为的主要取向。人民行动党和工人党仍是未来选举政治的核心势力，对凝聚选民政治态度和选举行为，仍发挥着其他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取代的重要作用。因此，选民对朝野两大政党的认同，及其以政党认同为取向的投票行为，短时期内不仅不会出现弱化现象，反而仍将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强度。

随着中产阶级的扩大，新媒体影响力的无远弗届，以及中间选民数量的增多，促使各政党向中间路线靠拢，调整自己的纲领及政策主张，致使政党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选民因而无法分清党际间的实质区别，而不断弱化自身对原有政党的忠诚度，这将带来机会与挑战。

（2）候选人形象取向 (Candidate Image Orientation)

当前政党认同的浮动、独立和中间选民的增加，以及网络科技的兴起，使得往昔选民必須藉助政党、基层、工会、学运、社团、旧传媒等中介组织，认识候选人的方式逐渐改变，而使候选人为中心(candidate-centered)的选举决策模式日益受到重視。

在传统的投票行为研究中，候选人因素通常被视为较特殊的短期影响因素，例如，在坎贝尔等人的密西根学派经典研究中，指出选民对候选人的评估，通常受政党与政见议题的影响，尤其是政党因素的影响更为长远与显著。另一方面，理性选择学派則强调选民对政见议题立场的了解，以及自利观点的預期效用函数，使得选民可以依据最大預期效用取舍其投票对象。

在上述研究观点笼罩下，有关候选人的研究较为缺乏，直至政党认同的重要性开始受到质疑时，候选人因素才正式受到重視。其中，史丹利.凱利(Stanley Kelly)等人的论点，正式开启对候选人因素的严肃讨论，推介“候选人中心”（又称为“候选人--政党决定论”）的模型，强调候选人的个人特质、过去政绩、表现等评价是影响投票的重要因素，影响力如果不是最大，也同样与政党或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只有在所有候选人沒有特殊的优点时，选民会回到以个人的政党认同为投票依据，如果选民沒有特別偏好的候选人，又不是党员，有空的话就随便选一個，沒空就弃权，可能不去投票或干脆投废票。

瑞恩(Rahn)等又将“候选人形象加以概念化，认为是由候选人能力、个人特质(personal qualities)和情感(emotion)三部份所构成的整体感觉。马古斯等人（Marcus and Mackuen）则进一步讨论候选人使选民产生的情绪反应与投票抉择的关系，认为情感是由狂热(enthusiasm)与焦虑(anxiety)兩个不同面向混合而成。米勒(Arthur H. Miller)对候选人的认知，全集中在人格方面，并以能力、操守、信赖感、魅力和个人特征五种标准评价候选人。

台湾学者的研究显示，候选人取向(指其成就、品德、学识、热心、风度、能力、敢说话、替人民争取权益和对社会之贡献等)的投票取向，甚至高达70%以上，已经高居选民投票取向的第一位，其影响力甚至超越政党偏好。他们也指出，候选人形象是决定选民投票最重要的因素，这因素受到选民預存傾向所影响，这包括政党认同、政党满意、议题立场与选民个人背景的综合变数。

在以候选人為中心的选举过程中，候选人直接与选民进行接触，并且自我推销。选民也有更多渠道认识候选人，对候选人的信息有更多的了解，对于好的候选人应具备的条件也更加明确，这样的預期才会合理。研究者模型建构过程中，以较为简化的测量方式，理解候选人因素的具体內涵。方法不外三种：首先是“感情温度计”(feeling thermometer)的测量方式，请受访者在温度量表列出他对候选人的感觉；其次，则以一组量表询问选民，某位候选人是否具有特定的人格魅力，有则给分，无则不给分，再把分数加总作统计分析，比较其评价的差异；最后则以开放性问题，访问受访者喜欢和讨厌某候选人的原因。

与此同时，政治传播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进一步对候选人形象的具体內容、候选人对其形象的塑造与效果，以及选民对候选人形象的形成过程等，提供更为深入的研究结果，对后续投票行为研究有重要的影响。尼摩等人（Nimmo & Savage）指出形象乃是主观的心智建构，会影响选民对各項事物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受到候选人向选民投射(project)自身的各种特质所影响。在选举过程当中，候选人将会决定要提供选民何种选举信息，或呈现出何种人格特质，让选民藉这些信息看待候选人；另一方面，选民则在实际选举过程中，会形成与候选人所投射的內容相似或相异的候选人形象。在这两者之交互作用下，他们建构兩大类型的候选人形象的內涵：

（a）与政治角色相关联的各种个人属性，强调作为公共官员的候选人所应具备的各种属性(political role attributes)，如各項资格与过去作为政党領袖、利益代表等角色的纪录;

（b）候选人的风格类型属性(stylistic role attributes)，诸如使用媒体与发言的传播沟通技巧、是否有令人注意的特质，以及个人的年龄、面貌、行为举止与个性等。

选民在选举中，会将这些理想候选人的形象內容，对照到实际的候选人当中。越接近选民理想的候选人，越有机会获得选民的支持和认同。研究显示，教育程度比较高的民众较为重視类型（a），而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则较为重视类型（b）。整体而言，其结论为较低教育程度的民众，希望领导人是个好的朋友，而受高等教育的民众，則希望领导人是个好的政府代理人。

候选人在选举过程中，如何将其个人形象內容作定位，并推销到选民心目中，成为重要的选举战略。候选人形象之所以重要，乃是选民对竞选过程与候选人信息等方面的回应上，较多是依赖其自身既有的认知，较少是根据客观事实。选民对候选人的形象认知，常有固定的模式，而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形象会传递和影响政治信息，以及选民对这些信息的思考。

在认知心理学方面，刘（Lau）等人强调选民对选举信息的吸收，其实是相当有限与具有选择性的, 藉由思维结构(schema)的存在，过滤许多选举信息，从中寻找对候选人评估的标准作个人参考。米勒等人更進一步指出，选民对候选人的评估，早有一套相当稳定的思维结构，帮助其对候选人信息进行归类与评估，不会因时间的改变而有太大的变化。笔者接受政府传播学的观点，将候选人形象归类为中期因素，认为它虽不比政党认同因素深远，却肯定比选举议题的影响更久。

陆基(Lodge)等人从方法论角度，利用选民对候选人的回忆方式(memory-based)，建构候选人形象的缺失理论。当选民回忆选举过程中种种信息，不可避免会有认知上的限制，使得选民会对其所接受的选举信息过度依赖、甚至扭曲其內容，只记取某些不具代表性的事件，造成对候选人评估上的限制，以致最终结果是选民可能藉由額外的解释观点，合理化其最后的决定，而非真正以其所记忆的信息为投票依据。对于这样的缺失，他们提出线上模型(on-line model) 解决此一问题，藉由这种印象驱策(impression-driven)的方式，对即時面对的选举信息加以整合，成为评估候选人的依据。一旦此种评估形成之后，选民可能不再接受新的信息。

学者萝拉.吉普尼斯（Laura Kipnis）在《反对爱情》一书中，提出“配偶政治”名词，亦即政治人物是否为好配偶及拥有一个好配偶，为选举被关切的重要议题，解释了“夫人牌”和“先生牌”的影响力。当配偶不惜牺牲自我出面助选，便足以验证候选人在婚姻中是个好配偶。

回顾相关的研究领域，认知心里学从选民角度出发，了解选民在认知态度与行动选择之间的关联性，而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论点提供候选人如何在选举中，主动向选民提供相关的信息內容与其相对应的效果。這些跨学科的研究发现，对于选民投票行为的研究，都提供重要的协助，一方面可以更了解选民对候选人条件的形成与评价，也关照出原有投票行为模型的不足之处，才能更为完整与具有解释力。

现在选民讨厌表里不一、双重标准和矫揉造作的候选人，厌恶官僚和将领军旅出身的政客，也不喜欢大企业(尤其是政联公司)担任总裁职务、官媒文棍和学府象牙塔任教的猫头鹰。但如果是权贵后代，更会质疑能力，联想到靠爸或妈。如果候选人只拥有以上的一项特征，可能会失分，但有数项甚至全部特性，除了是利害共同体之外，一般选民会提前让候选人出局。

对于新加坡政治而言，候选人形象将在今后的全国大选、选区补选和总统大选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候选人的配偶之重要性也会开始重视，尤其是涉及最高领导人（总理）和国家元首（民选总统）的选举，也对独立候选人与小政党的生存与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任何选举前的预测，如果只单独考虑政党认同（或兼顾政策议题）因素，而不去考虑候选人的形象问题，迷信主流社会仍然会选党不选人，那就很可能要面对出乎意料的开票结果。

（3）政见投票（议题取向，Issue or Agenda voting）

“牛肉在那里”（Where’s the beef?）是1984年美国总统总统选举的经典口号，道出许多中间选民的心声。中间选民常以候选人的选举政见及议题的态度，决定投票给谁。

密西根模型的最后一个变量 － 政见或议题的投票取向，对于反对阵营的小党和独立人士尤为重要，可从最近台北政坛的政治素人柯文哲，击败执政的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当选台北市长便可见端倪。至于“政见投票”的研究，主要有社会心理学途径和理性选择途径。在这里只专论前者，与理性选择学派(rational choice school)有重叠部分只稍为带过，后个途径留待讲解经济投票理论时才阐述。

“政见投票”便是选民的投票行为，受其个人政见与议题偏好的影响。至于较为严谨的定义则是必須满足坎贝尔等人提出的三个条件：(i)公民必須对该政见或议题的存在有所认识; (ii)公民必須对该政见或议题存有一定强度的感觉；(iii)公民必須能够区辨不同政党之间的政见或议题立场的差异。

所谓竞选政见，指候选人在竞选期间为迎合特定选民，或与竞争对手相互区别，或就某一具有争议性与急迫性的问题，提出不同的政策目标或方向。而“议题”是任何只要在选举期间被讨论的主题，在候选人之间成为争论的焦点( a debatable point)，就可视为是一项“议题”。

研究显示，一项选举议题至少应具备以下几项特质（举新加坡例子）：（i）冲突的強度(intensity of conflict)，在政党之间的竞赛，具有相当程度的冲击，而引起大部分选民的注意力与眼球，例如鼠患严重;（ii）时间的持续(duration of time)， 在社会中存在已久，在选民心目中有深刻的印象，如外来移民的冲击;（iii）牽涉的人数(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volved)，对多数民众有所影响，能引起选民的普遍关心与参与，如公积金制度的议题;（iv）发生的頻率 (frequency of occurrence)，指相同或类似的问题经常发生，而引起民众的关注与讨论，如地铁频繁故障。

关于选举议题的分类，史塔基（Stokes）以选民对议题的同意程度，区分成“共识议题”(valence issue)与“立场议题”(position issues)：前者为大众所共同接受,有一致看法的议题，后者则指能明显区分出不同态度的议题。加密尼等人（Carmines & Stimson）則按照议题的复杂程度，将具有象征性而非技术性，涉及政策目标而非手段，公开讨论多时却悬而未决的议题，归类为“简单议题”(easy issues)，表示选民可以不必藉助复杂的概念工具，而直接地作出判断分析。相对的，有些议题則需要选民付出相当的“信息成本”(information cost)，才能具备判断分析的能力，这归类为“困难议题”(hard issues)。

在密西根三个影响选民投票抉择的因素之中，“政见取向”的重要性一直受到争论。传统“密西根学派”认为，只有选民认知和重视候选人提出的政见，了解这一政见主张与别党或其他候选人存在明显的差异，更符合选民个人利益之际，选民的投票行为才会出现政见取向。很显然地，政见投票的重要性，绝对不及政党或候选人因素，只构成选民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哥伦比亚学派”也认为选民对公共事务，并非信息充足和感兴趣，所以政见与议题并非影响选民投票决定的重要因素。

针对上述看法，也有学者持有异议。他们认为“选民并非笨蛋”, 选民是关心公共事务的，对于许多议题也都有自己的立场，并且有能力去区别各个政党的议题位置。《变迁中的美国选民》开启“政见投票论”，认为自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选举的方式已经发生改变，政党取向衰落，而政见取向兴起，难怪前者对60年代后的选举毫无預测力，也认为一项完整的选举研究，不能只是解释投票，还要能洞察投票所反映的政治现实。相对上，理性选择学派以“理性人假设”为基本前提，认为理性选民趋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做投票决定时，将考察候选人或政党在不同议题上的立场，并与自己的议题立场作比较，选择最能代表自己立场的候选人或政党进行投票。

该书并不全盘推翻密西根模型的经典观点，其理论可称为“政见－政党决定论”，只是采纳理性选择的某些理论精华，补充修正原模型的理论框架。研究焦点是新政见和新选民，变迁的本质是“选民结构改变”而非“选民态度改变”，以至经典理论不能预見稍后发生的民权、越战、女权及生态等政见，会对选举产生巨大的冲击。同時，年轻选民也改变选情的动力，大量投入选举阵容，使选民的政党认同，在历届选举中节节败退，这说明这项变化并非偶然，而是源远流长的历史法则。

随着政经环境的不断变化、选民教育水平的提高、选民并不全然按照政党认同取向进行投票，政见取向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基尔（V.O. Key）指出，选民会先检视政府的施政表现，再进行投票抉择。显然候选人的竞选政见，被认为是投票行为理论中，影响选民投票取向的最重要因素。但近年随着新旧媒体、竞选专家与政治公关顾问策士的操控下，理性说服的政见逐渐转变为“议题设定的操弄”，“牛肉在那里”的这句口号，最终也成为攻讦对手的“议题”，而非实质的政治主张（manifesto）。

政党认同投票反映社会中维持稳定的力量，政见投票則反映选民独立的傾向。当选民愈趋向独立思考，只问理念策略而不问人事是非，投票的理性成分就增加，选举结果的品质愈提高。但这兩者未必是完全互斥，政见取向愈升高，不见得政党取向比例就会降低。本则明等人（Benjamin I. Page & Calvin C. Jones）指出“政见取向”与“候选人形象”也是交互影响, 这两个因素又一起决定选民的“政党属性”。哈伯（Herbert B. Asher）更提出警告，当研究者急于凸显“候选人形象”对投票行为之影响时, 可能要付出忽略“政見取向”之代价。

在日本首相与台湾地区的总统大选，候选人都会在初期提出经济、社会福利、教育、卫生医疗等属于改革、安定、民生类的竞选政见。可惜随着选情不断激化，尤其是进入白热化阶段后，这些看似理性的竞选政见，很容易被边缘化，被“政治情感”议题所替代，只有在极特殊情况下，竞选政见才会继续发生部分作用。相对的，香港与新加坡选民会比较理性成熟，也较接近西方选民的心态。未來政见的说服力，将不止于它在社会－－心理因素上打动选民的力量，更显现政见发表的时候和表达方式。

（4）小结与启示

社会心理学研究途径至今仍是投票行为研究上的“泰斗”，但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有二：一是政党认同、政见取向与候选人取向的三項因素之中，那一項才是影响选民投票抉择的最重要变数？二是前述三項因素之中，那一項才是理论架构的核心?

以新加坡为例，在三項主要因素之中，40%中间独立选民最重视候选人的政见, 其次是候选人的形象，最后才是政党因素。剩下的60％才是所谓的各政党铁票（45％瓜分，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海峡时报最新民调，只剩下22％）和派系选民（15％）。尤其是派系选民，他们并不清楚“那位候选人的形象最好”，也无法判断“谁的政见最符合己意”，又沒有明显的政党偏好（非党员身份），纯粹是因为基层组织动员，才最后一分钟决定投票给谁，这就是勤跑基层和家访能着力之处。

经济学研究途径

从经济学的观点研究政治的理性，称为经济学途径。研究目的乃企图預测选民的投票行为，主題包括投票与否和投票方向的问题。主要理论有理性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中间选民理论（median voter theory）、空间理论(spatial theory)和钟摆效应(The pendulum effect)：

（1） 理性抉择理论

研究议题或政见投票的另一重要理论，出自“理性抉择学派”。理性抉择理论又称为“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可说是以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学的一门学科。

理性抉择理论假设人是理性自利（rational self-interest），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self-interest maximization)，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自利并不排除人们有利他行为，只是作公益活动或帮助他人时，仍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所谓“理性”（rationality），指人面临各种方案选择时:（i）能将各种选项依优先次序排列、（ii）其优先次序是可以变动的、（iii）能在设定之最优先选项之中作出决定、（iv）遇到类似的情况，会有相同的选择。

这学派方法论的基本前提是：（i）人们知道自己的偏好，面对许多选项时，他有能力作判断；（ii）拥有完全的信息，可对各种方案的成本效益作比较，（iii）人们是追求最大化者（maximizer）。主要的理论有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民主政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丹根.黑格(Duncan Black)的“中位数选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亚罗（Kenneth Arrow）的《公共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和马根（Munger）的“五个问题：公共选择议题的整合性研究”（Five Questions: An Integrated Research Agenda for Public），让公共选择理论成为政治学另一个重要的显学。

唐斯提出选民在政治上之行为，与其经济行为类似，是理性自利的。在民主政治运作中，政党的主要目标在于提高其选票之得票率。他还进一步指出，政党制定政策之目的是在选举中获胜，而非藉由选举实现某些政策(parties formulate policies in order to win elections, rather than win elections in order to formulate policies)。政治职务只是其行为之副产品，实现私人野心才是真正的目的。执政党也如同个人般，是高度理性自利取向，当面对不同制度之可能选项时，会以精密之理性分析，选择一个最有利于该政党之制度设计。

黑格的“中位数选民定理”，将政治领域比喻为市场机制，将政党视为生产者，而将选民视为消费者。选民会以议题，事先计算各个政党和候选人当选带来的利弊得失。当他们作投票决定时，会去观察政党或候选人在不同议题上的立场，再与自己的立场相对照，考慮投票带给他的成本与效益(utility)，将各种可能的选择，列出一个变动有序的等级清单，选出一个最能代表自己立场的政党或候选人并投票支持。

中位选民理论假设多数选举，所有选民的议题与政见选择偏好，都可以在座标平面图上，找到对应的一点。这样的政见偏好图（也就是“民意分布图”），大部分会呈现常态分配的钟形曲线。所有选民都只将手中的选票，投给所提政见与自己的政策偏好最接近的候选人，即“单峰偏好”（single-peaked preference），并没有双峰偏好（double-peaked preference）或多峰偏好（Mulitiple-peaked preference）的情形。

亚罗的“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以简单多数加总个人偏好，成为“社会偏好存在矛盾性”的范式。他认为民主社会的集体决策，必须满足的基本民主标准有四个：（i）允许社会成员有多元的偏好；（ii）如果社会每个成员都一致认为A方案比B方案好，则社会偏好就是Ａ方案；（iii）当社会偏好有分歧，对现有方案得到偏好排序，则不会因为新方案的横空出世，或社会成员评价的改变而改变；（iv）社会偏好排序，不能以某一社会成员（领导人）的偏好为偏好，权重应该都一致。他认为没有任何一种社会选择制度，能同时符合上述四个民主的基本条件，包括排除独裁的可能性，也基本上排除多峰偏好的民意倾向。

马根指出公共选择研究，应关注的五个主要议题为：（i）个人之价值偏好为何？（ii）可能的选项为何?（iii）执行选项与其他选项价值为何，歧异在那里?（iv）现在做出之选择，如何影响未来之选择与选项?（v）如何界定“好”的选择与价值？

一般认为选民的投票偏好，受到选举前后所处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选民选择执政党或领导人时，会将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表现（包括人均GDP增长率、贸易依存度、对外直接投资（FDI）和保护贸易政策等因素），作为投票时的重要参考依据。当选民认为目前的经济状况变好，或对未来经济评估较为乐观时， 则多数选择继续支持执政党；反之会将选票投给在野党，以惩罚执政党，除非他们认为只有执政党比在野党，更有能力解决经济困境。这一现象称为经济投票（economic voting），最初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是里维.贝克（Lewis-Beck）。

从时间向度分析，当选民根据政府过去的施政表现进行投票时，称之为“回顾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如果根据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行投票，则称之为“展望性投票”（prospective voting）。前者可见于执政党的政绩记录与景气有感，后者的判断和预估，大部分建立在候选人的竞选政见上。学者将竞选政见对选民投票的影响，视为后者的重要表现，称之为“议题投票”或“政见投票”。无论是回顾性或展望性的投票取向，都反映中间选民的政治态度，进而影响政治投票的温度计。

如果从评价范围向度分析，选民评价经济情况时，如以个人经济情况为投票依据，则属于个人向度投票，学术界称之为“口袋投票”（pocket voting）；如果以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繁荣与否，作为投票标准进行投票，则称为“社会投票”（sociotropic voting）。当选民对个人经济状况较为满意，或认为经济发展状况符合预期时，将进行正面投票，支持执政党候选人；反之则进行负面投票，支持在野党候选人。

有跨国性研究显示，在19个国家举行的102次选举结果，发现经济增长率提高，有助于现任者获得选票，失业率升高会使现任者损失选票。在2008年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双重影响下，多数美国选民在第44届总统选举中，再次进行经济投票，抛弃执政的共和党，让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当选新一届总统，这是十分典型的经济投票个案。

选民不会为了经济发展或经济表现感到满意，而支持执政党，也不会因为仅对经济发展或经济表现不满而支持在野党。这种现象在学术界，被称为“经济投票的异质性”，即选民在投票时，经济发展的好坏并非决定选民支持某政党或候选人的惟一依据，而是评估经济情况的同时，存在着其他因素，包括政党、族群、国家等认同因素。

学者也针对波兰与匈牙利等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选民投票行为研究，发现传统的经济投票理论在这些民主转型国家并不适用。那些国家普遍存在着政治知识欠缺和政治信任感较低的选民，因此经济投票的行为，并不比英美等国那么显著。

在实践中，无论是政党认同理论，还是理性选择理论，或那些建立在社会团体和特点基础的解释法，都列出两种影响投票决定的因素：对某政党的长远发展倾向的预测，或依附短期刺激（比如执政绩效、候选人的魅力和重点议题）去影响选情。实质问题在于如何区分上述两者，以及如何排除交叉相互影响，从而影响选前预测及选后分析。

这类选民们虽未必会很清楚每个议题，每个政党的强弱也无所谓，但最重视自己的“口袋”。即使他们看不清谁家端的“牛肉”最好，却肯定知道谁家端的“牛肉”最令其反胃。再加上端肉的侍应生（政党候选人），又那么长期令他们反感，每次都要“教训”他们，他们才不想光顾如此烂店。

（2）中间选民理论

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哪个政党上台主政，几乎都是中间选民说了算。以美国为例，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拥有大约30%铁杆选票，所谓“铁杆选票”就是指那些党员和死忠派支持者的选票，无论所拥护的政党候选人是好是坏，都毫无犹豫不计代价地支持到底。当双方实力相当的时候，谁能入主白宫，谁能主导参众两院，便由中间选民决定了。

有鉴于中间选民在两党政治常态中，占有决定谁执政的地位，素有“造王者”（kingmakers）之誉，笔者便冠其投票行为“造王者理论”。所谓的中间选民，指在“左派”（社会主义）与“右派”（市场经济）等政治意识型态博弈中，不偏不倚居于政治座标中间位置的选民。这种人不能归于政治上“左倾”，也不能归于“右倾”，也不能归于保守派人士或自由派人士。他们立场超然，会比较各政党之间政策的优劣，才决定投票给那个党或那位候选人。当然，还有很多平素对政治冷漠，不关心政治局势，不看政治新闻，只注重商业、时尚潮流和职业发展的选民。

著名的“唐斯定律”(Downs’ law)指出：在一个两党竞争的选举结构中，居中的温和派的支持者人数最多，候选人得胜的方法，便是政见更往中间靠拢。如果双方为了胜选，皆采用政见向中间靠拢的策略，会使双方政见最终都座落于政策偏好图的中点位置上，双方政见不会有任何差异，所获票数都会一样多（各获得半数选民的票数）。倘若候选人所提政见，有任何的偏离中点，而对手却未偏离时，将导致自己票数比对方少而落选。

所谓中间的概念其实相当模糊，到底指的是经济诉求、政治诉求还是意识形态诉求? 中间选民在很多时候投票取向不固定，有人称之为“摇摆选民”，显然不能把这批选民等同于“理性选民”。他们大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知识水准低，对自己的偏好并不甚了解，也没有足够的信息，认知与计算损益、利弊、得失的能力也很有限，因此无法做好优先顺序的比较。而一旦出现比较深的社会分歧，则会出现双峰或多峰对峙的钟形曲线民意结构，从而使政党向中间靠拢的动能减弱。

所谓单、双峰和多峰偏好者不同的地方，是对于政策的偏好顺序不同：倘若双方候选人的政见皆与自己不符时，单峰偏好者会选择较接近自己一端的政见；双峰偏好者会选择另一较极端处的政见，选择不往中间方向移动；多峰偏好者则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笔者举例说明：现有三个预算案政见，分别主张1000万、2000万和3000万。单峰偏好的选民认为300万是最适合的数字，他会选择1000万预算；若该选民为双峰偏好者，当他认为1000万太多时，可能会直接选择极端的3000万预算。多峰偏好的选民则举棋不定，三个预算方案都可以接受，但他也可能全部不接受，或者干脆投弃权票不选，甚至不去投票。

多峰偏好倾向的例子，可举公民在对待战争问题。例如在越南战争时期，许多美国公众更倾向于完全投入战争（包括使用核武器）或完全不参与战争，而对进行一场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并不太感兴趣。可以看出，这些公民对于极端性解决方案，而不是折中性解决方案，表示出更大的偏好。也正是由于多峰偏好的存在，才有可能无法达成政治均衡或出现最优解。

这里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一是经济议题上各政党趋同，但是意识形态议题却选择对立与对抗，或者是意识形态趋同，但在经济议题出现分裂与对抗，也有可能经济议题和意识形态议题，均出现分裂或出现趋同的情况。很显然，当中间选民涉及的立场增加，可能出现的选项就会呈指数式增长。

至于民意分布图上是呈“单峰偏好”、“双峰偏好”，还是“多峰偏好”的钟形曲线，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笔者试图拟出这三者出现，会对朝野力量之影响如下：

（a）单峰偏好分布（唐斯定律）：对两大党有利，对小党和独立人士较为不利。。

（b）双峰偏好分布：对执政党最不利，因为小党和独立人士皆有机会。

（c）多峰偏好分布：中间选民选票完全被打散，呈现混沌不明状况，最后各政党回归拼各自的基本盘（政党认同度）和候选人形象，议题放一边去。

由于各集选区和单选区具体情况不同，这三者都极可能出现，但以机率而言，本次大选双峰偏好分布的机率应该会最高，单峰次之，多峰较不可能出现。因为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选民同质性较高（不像马国有城乡差别），而且强制性投票，弃票率也较低。中间选民无论是理性或感性选民，大部分选民对本次大选，应该早就心里有数，已经做出自己的选择。

（3）空间理论

空间理论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假定选民会依据政党或候选人的议题立场，可以在某个虚拟的假设空间(hypothetical space)，由某个点所代表，形成对他及其政党的评价。每位选民心目中理想的政策议题立场，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空间中，被某个定点位置所代表。正常情况下，理性选民会投票支持与自己距离最短的政党或候选人，亦即议题立场最接近自己者。

从学术发展过程看，传统空间理论被称为趋近模型 (proximity models)，后来的方向模型(directional models)，则是对趋近模型的修正，以及结合两者的混合模型(mixed models)和优先空间模型(priority spatial space)。对于上述立场转变成为投票选择的过程，有着不同的假定、效用函数和主张。它们各自提出不同的数理模型，对后来的议题投票研究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研究者可以藉由检验空间理论的各个模型，认识选民的议题投票行为，以空间位置测量距离长短或方向，演绎出选民投票抉择的效用模型，从而制定、预测和分析各政党的选举竞争策略。

（a）趋近模型

传统趋近模型最先由唐斯提出，又称为“唐斯氏的趋近模型”(The Downsian Proximity Model)。基本假定为:(i)任何选民可在假设空间中，被某个点表现出來，反应出该选民理想的政策；(ii)任何候选人的政策位置，可在同一空间中被某个点表现出來；(iii)选民会去选择政策位置与其最接近的候选人。

在这个模型下，选民对政党或候选人的偏好程度，主要是以彼此议题立场的接近程度(closeness)加以衡量，距离愈近，表示立场愈相似，强调点与点之间的距离长短。当某个政党的政策主张，愈接近选民的理想位置，选民預期该党将为其带來愈多的效用，一个理性的选民会投票给该政党或候选人。

如此模型假定下的效用函数，是个递减函数(declining function)，取决于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的政策位置距离，可以下列方程式加以表示:

∑n U(V,C)=− [(V−C)] =−V−C

U(V,C): 表示选民V对候选人C的效用。

V = (v1 , v2 ..., vn )：表示选民在 n 個议题空间中的位置。

C =(c1,c2...,cn )：表示政党或候选人在n个议题空间中的位置。

vi：表示选民在第i个议题空间中的位置。

ci：表示政党或候选人在第i个议题空间中的位置。

i＝1,2...,n。

后继学者对上述模型提出兩項重要的修正:（i）現狀的位置(the location of status quo);（ii）政党或候选人位置的折扣(discounting)，形成“折扣模型”。他们认为传统趋近模型，在操作上忽略了“现状的位置”。假设目前是右翼政党执政，选民会预期若该党继续连任，政府的政策产出会保持在现狀位置(或些微向右移动)；相反地，若左翼政党挑战成功，則政策产出将明显地从现狀位置向左移动。

选民在评价政党时，并非考量各个政党与本身位置的差距，而是考虑各个政党与现狀位置的差距。亦即选民都会預期某政党执政后所达到的位置，相较于其所主张或偏好的位置，将一定程度地打折扣，必须对传统趋近模型加以修正。

（b）方向模型

趋近模型虽然受到种种批评，但自1957年唐斯揭示相关概念后，整整数十年，持续在相关选举行为研究中，占有典范性的支配地位。自80年代开始，理宾威茨与麦当纳（Rabinowitz & Macdonald）对传统趋近模型提出质疑，以“方向”(directionality)的概念，替代原先的“距离”概念, 使空间理论的發展出现重大的转折。

有別于趋近模型的假定，方向模型认为大部分选民，对于政治议题的态度是冷漠的，缺乏明确的立场位置，并不适合将选民的议题偏好与其对政党或候选人的评价相连结。它认为选民对政党或候选人的偏好程度，由各政党议题立场的方向与强度，以及本身议题立场的方向与强度的互动关系共同決定。若两者方向相同，那就会引起选民的共呜而获得选票。

在此，理宾威茨与麦当纳引进“象征政治”(symbolic politics)，主张一个议题必須能唤起人们的情感反应，而非对信息资料简单的客观评价，如此才具有影响力(impact)。一个议题传达一个“象征”，例如个人的种族、健康、稅金等等，具有引人联想的情感反应，具体表现在支持或反对的“方向”以及“强度”(intensity)上，才使该议题产生政治意义。由于选民的议题立场不可能凭空产生，必然受其个人社会背景的影响，选民社会背景便成为影响选民议题立场的变项，这就需要结合人文生态学途径和社会学途径的研究结果。

在方向模型，一个议题位置并非只是个空间定位，而是代表对该议题的方向与强度，选民效用可以本身立场与政党立场之间的空间乘积(scalar product)加以表現。选民与候选人的议题立场，被标示在一个“-3”到“+3”的量表，正负符号代表偏好的方向，数值的绝对值代表偏好强度，效用函数可表示如下：

U(V,C)= V⋅C =∑n vici i =1

U(V,C)：表示选民V对候选人C的效用。

V = (v1 , v2 ..., vn )：表示选民在 n 個议题空间中的位置。

C =(c1,c2...,cn )：表示政党或候选人在n个议题空间中的位置。

vi：表示选民在第i个议题空间中的位置。

ci：表示政党或候选人在第i个议题空间中的位置。

i＝1,2...,n。

依据方向模型的主张：量表中的“0”是议题的中立点(neutral point)。藉由中立点，得知选民与政党或候选人在议题立场上，是否同一方向。如果方向相同，正负符号会相同；方向不同，正负符号则相反。另外，若选民立场位于中立点，表示该选民对议题沒有情感反应；若政党或候选人立场位于中立点，表示候选人未能在议题上刺激选民的情感反应，该议题对选民效用的效果为零。当选民面对与自己同方向的两个政党时，不一定会选择与自己距离较为接近者，而会选择立场强度较强，能为他/她带來较大情绪的反应。

理宾威茨与麦当纳除了重视方向与强度的概念之外，也在其方向模型加入一个“可接受域”(region of acceptability)，主张“任何超出此区域的候选人，会因为过度极端而失去选民的支持”，亦即选民对政党的效用有一定的范围，当一个政党或候选人的立场过度极端时，选民将无法接受而减损对政党的效用。这个“可接受域”的概念，无异于趋近模型中的“距离”概念。

（c） 混合模型

许多学者试图整合上述两个空间模型，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模型之间的解释力，因此尝试发展出混合的模型。

马瑞等人（Merrill & Grofman）在1997年提出包含上述两个参数的混合模型:

V⋅Cq 2 U(V,C)=2(1−β)V C[V C]−βV−C

其中β为混合距离与方向成分的参数，q为强度参数。

（d）优先空间模型

学者发现在不同选制之下，选民投票时所受的议题影响强度不一致。以新加坡为例，在单一选区多数决中，议题影响的强度较強，并同时包含距离与方向因素。而集选区中，由于属于候选人中心式（“母鸡带小鸡”）的选举，议题影响的强度会相对地较弱，而较傾向方向模型的主張。不同的选举制度，有不同获得席次的竞争規则，政党或候选人以“当选”为唯一目的情形下，会采取不同的竞争策略(政策议题位置的选择、提名策略等)。

空间理论中的相关概念，仅仅是分析工具，还需要辅以历史与相关文献的分析，再以实际得票率，分析政党间的势力消长与其议题立场带来的效果。

（4）钟摆效应（时间周期理论）

钟摆效应根据动力学的物理定律，显示钟摆向左摆之后，便会转向右摆，做周期性的、连续的、循环的弧线型向心运动，不停循环往返直到动能减弱达到平衡为止，除非外力输入使其又重新摆动。它的数理模型走势图，都存在着三条线，即中心线、上折返线、下折返线，利用摆锤的周期性振动（摆动）过程计量时间，时间=摆的振动周期×振动次数。而摆的振动周期：

T=2π（l/r)^0.5

一般来说，摆的重量是确定的，调节摆的引用长度（l）可调整摆的振动周期。 摆的引用长度减短，周期变快，对外界的震动和撞击很敏感；反之则变慢，对外界的影响也较不敏感，可用附加重物法微调摆的振动周期。学者后来把此概念引进政治学，主要是描述不同类型国民的心理变化和行为现象，如何在不同历史周期和区域影响政治选择。

在西方选举中，政党区别主要是民生、环保、社会福利等经济议题为左派或右派的区隔，选民可以根据经济状况，投票支持与自己利益接近的政党候选人。这种以经济利益为投票取向的中间选民，容易在不同选举中出现“党际转移”现象，即此次投票支持A党候选人，下次选举很可能支持B党候选人。毕竟和平改朝换代，比揭杆起义更不伤国本，反观专制独裁的国家只能用“治乱兴亡”的循环解释这过程。

相较而言，“钟摆效应”不仅针对短期局部的战役，更兼具中、长期的全国大选的意义。“钟摆效应”有时会抵消个别选区的局部作用，毕竟全国一盘棋，小天气成不了大气候，正如人可以补运，却很难逆天时（时也天命）而行，顶多延后其作用。例如美国民主党的奥巴马，虽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在多数关键摇摆州（区域性）得胜而成功蝉联（短周期），但长期全国性的“钟摆效应”仍然继续发威，民主党不仅未能如愿夺回2010年中期选举中失去的众议院多数席次，在2014年中期选期中还失去参议院多数席次，成为完全“跛脚”的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