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治学的主要研究途径与理论 (下)

政治发展理论（Political developmental theory）

“政治发展”是上世纪50年代西方首倡的概念，与经济发展相伴生。政治发展既指某种过程，又可分析政治变迁的结果。作为过程，它指政治运动的方向；作为结果，它是个复合概念，包括若干不同相互关联的成分。

政治发展的研究，起源于民主政体和其他形态政治体系的比较研究，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19世纪开始，民主政体陆续在英美和北欧国家扎根，但在其他地区的尝试仍不成功。二战后，民主政体在德、意、日重新恢复，亚洲、非洲和中东的一些新兴国家，开始采用西式民主制度。此时，关于民主政体变迁的研究，开始纳入政治发展研究的领域，核心观点仍然是现代化理论，发展路径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政治民主化是个线性的发展过程。

60年代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体崩溃，被传统政权取代，扼杀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理论和实践的错位失真，促使学者们开始对线性的政治发展理论进行反思，一部分学者集中研究“民主的危机”。70年代中期，从南欧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再次燃起理论家对民主化问题的研究热情，研究威权走向民主政体的原因、途径与过程，构成“民主转型理论”。进入90年代，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并没成为成熟的民主国家，便有“民主巩固理论”的研究，他们把研究对象的各项变量，纳入一定的理论框架之中。

政治发展理论有三个主要方法论:（i）结构-功能方法：将系统理论和结构功能相结合，在分析层面上运用概念通则，发现权力结构的变迁，解释民主化的产生。（ii）社会过程方法：把政治发展和工业化、都市化、商业化、识字率、职业流动等社会指标，进行因果分析和定量分析。（iii）比较历史方法：侧重历史经验，从社会演化角度对多国发展类型进行比较研究，代表人物为亨廷顿。

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代表作有《士兵与国家》、《民主的危机》、《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美国政治：不和谐的允诺》、《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我们是谁》。主要思想理论有“民主的危机和克服”理论，政治发展理论，文明冲突理论和国家认同理论等。虽其政治思想已不是当今主流，但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的贡献仍在。

杭廷顿政治发展理论包括四个部分：

（1）强大政府理论

这是他理论的基础，指出各国政治区别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必须先有权威，才能对权威加以限制。一个国家想实现政治现代化，没有权威和强大政府力量作后盾就陷入无序状态，政治发展便成为空中楼阁。

（2）政治稳定理论

那是理论的核心内容，对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的原因，进行逻辑分析：现代化（经济发展、社会动员）→超负荷的欲望和需求→社会挫折感→（社会流动性机会缺少）政治参与意识加强→（制度化水平低）政治不稳定。

（3）政经发展的关系理论

他把“政治发展”定义为中性的概念，既包含正面积极的意义，也包含消极政治衰败的后果。发展中国家奔向现代化过程中，为了经济发展采取威权政治模式，但民主化是不可回避的长期趋势和必然选择。政治发展目标分为三方面，即政治的一体化、制度化和民主化，可以归纳为权利的集中、扩大和分散。

政治一体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和集中化，以单一世俗的全国性政治权威，取代传统、宗教、家族和种族化的政治权威。制度化程度可用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凝聚性，衡量抗压力强弱是否足以维持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秩序。“民主化”包含摆脱权威政治与建构民主政权，用两个民主指标(竞争和选举)作为衡量标准。

（4）文明冲突理论

他提出文化分析的重要性，提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问题。对“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提出异议，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民族、本国文化制订和选择社会、政治的发展模式，不要照搬西方发展模式，赞成道路选择的多元化趋势，突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弊端，将民主巩固焦点，转向对“民主质量”的研究。

亨廷顿理论对预见、防止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政治失衡问题，特别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他忽视殖民统治，长期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压迫，对经济的控制和剥削，导致它们政经结构，缺少自我变革和发展，一旦经济发展难以维持，政治动荡成为必然。而政党制度选择两党制度，也并非普遍适用。

作为新保守主义学者，杭廷顿思想倾向对强权和秩序的偏好，反对共产主义和集权主义，主张以军事霸权向世界输出民主。其理论变化背后的“常”（思想的连贯性）包括四方面：“性恶论“的人性论基础、情境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价值观、对军队和军事实力的推崇，显示他试图寻找秩序与民主间的学术平衡点。

政治发展理论采用的现代化结构主义研究途径，容易陷入决定论的窠臼。政治变迁不仅关乎结构性条件，往往是相关行动者特定抉择的结果，于是，后继学者们使用精英理论的微观分析途径，兼采宏观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观点，研究政治转型的关键时刻。

对于新加坡而言，正处在后威权时代的民主化道路的关键时刻，杭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便有借鉴参考的价值，与此同时，也应警惕其新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局限。

制度主义理论（Institutionalism Theory）

制度(Institution)英文词，从拉丁语动词“instituere”(创立或建立)派生。 它是群体生活共同遵守的规则或运作模式的社会结构，不论是成文或不成文，作用在于使成员行为，符合制度设定的规范，对违反者处罚。政府就是制度化的政治，诸如政府组织、宪政架构等制度面的议题，都蕴含社会价值观，在于降低人际互动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共同认知下有序运作。

制度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同文化–认知(cultural-cognitive)相关，如价值观、习俗、象征符号等；第二类是规范类(normative)项目，如作业标准、专业伦理守则等；第三类是法规类(regulative)项目，如法律、行政命令等。对任何组织而言，相关制度可来自组织以外的大环境，也可以来自组织內部。

制度化是个道德价值中立的过程，沒一定的好坏，某些情况下有负面影响，但在其他状况有正面的作用。组织的相同化过程一般有三种模式：强制(coercive)、規范(normative)和模仿(mimetic)，这有助于理解组织常见的非理性、权力失败及创新缺失的现象。

当代制度研究主要方向为：

（1）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研究

宪政是人类制度文明建设领域的重大课题，大致经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英、法民主革命和成文宪法产生前后，为了反对专制特权，以洛克、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和法律学者为主，认为宪政的精神在于限制专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充分实现公民自由。“凡权力未分立而权利未受保障的社会即无宪法”这句话，可视为当时主张的集中体现。

20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不断出现，法学和政治学者提出新宪政论。他们认为宪政理论应当超越古典主张，通过设计实现经济效率、民主管理及其他政治目标，从批判的怀疑主义，转向思考良好社会如何维系。

由于研究偏好和视角不同，新宪政论大抵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流派：（i）以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为代表的公共选择派，强调宪政是自由契约意志的表现和结果；（ii）以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Edward Lindblom）为代表，借用经济市场关于交易、权威和信念的理性分析模式，分析政治社会的理性角色，与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有合流的趋势；（iii）以布南科.霍瓦特（ Branko Horvat）为代表，提出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强调宪政的平均主义价值追求。

（2）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

传统制度研究受宪政主义研究方法影响，普遍使用描述－归纳法(descriptive inductive)，研究不同政治结构。这种分析常带有价值判断，通过比较分析找出好的制度和政府，也使其研究范围狭隘化和主观化而遭批评。

1984年，美国詹姆斯. 马奇和奥尔森（James G. March & Johan P. Olsen）, 合著的《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的组织因素》（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s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一文，被西方政治家看作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最重要的著作，对传统政治学与行为政治学结合基础的超越。新制度主义者认为放弃对制度的研究，是行为主义的一个主要缺陷。他们不相信行为能解释所有政府现象，必须考虑制度因素。集体决策不是个体偏好的结果，而是决策规则影响的产物。

新制度主义者强调环境如何影响制度变迁，对旧制度学概念作出革新。首先，以规则作为建制的分析骨干，不受限于组织。其次，重视非形式因素，更注重制度内部非形式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例如群众对领袖的崇拜。再次，强调制度之间的差异性，强调对价值的批判。最后是对不同制度间的相关互动性，认为制度之间唇齿相依和相互监督牵制，例如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  

新制度主义者在制度分析上较具科学精神，除了考察历史文献、法条内容之外，也采纳量化调查、统计等科学方法，以更宏观视野力求扩大制度研究的深度及广度，探讨“制度如何产生、设计或选择”之研究，透过制度设计化解冲突，求得国家的稳定。凡此种种，皆为传统制度研究者未曾碰撞。例如，抛弃共产主义的东欧、俄罗斯等国家，为何多采用双首长制的制度设计？

新制度主义至少有三大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制度主义和理性抉择制度主义（Peter Hall & Rosmary Taylor，1996）。

（a）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历史制度主义以历史为分析框架，认为制度是历史权力分配过程的产物。不同的历史事件，会导致制度变迁路径不同。历史是人类克服理性局限性的主要途径，力图寻求对不同国家的差异性做出更好解释，例如：为什么革命会在某时某地发生，而不在另一时空环境发生呢?

历史制度主义有五个重要特征：（i）以宏观多元综合动因，定义制度与行为模式，研究现实世界的实质难题。（ii）权力运作与制度之间，维持非对称性的关系；（iii）路径依赖存在不确定性因果关系；（iv）制度具有准决定论的本质，先前的政策选择和决定，影响尔后的政策方案，使其它选项被重选付出代价；和（v）制度会被环境改变的周期性危机打断，引发政治制度崩解和权力重组，其后制度重新回复“静态”。

历史制度主义接受团体理论的观点，即政治是敌对团体间，为竞争稀缺资源的冲突，也同意结构功能论的整体系统观点，但不将个人的社会、心理或文化特征，当作驱动系统运作的参数(parameter)，没有建立制度如何确切影响行为的“因果链”，而正是通过这些因果链，制度才影响到某些政治行为。

制度变迁是这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效率高的制度替代原有的制度。主体只要能从变迁预期中获益或避损，就会尝试变革制度，动力来源于“经济人”的“成本一收益”计算。制度变迁主要形式有两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创新主体受利益驱使，具有渐进性、自发性、自主性的三个特征，先从制度的非均衡开始发酵，然后不断升温；另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由国家强制推行，表现出突发性、强制性、被动性，主要是因为制度竞争的环境需要，创新主体是引进者而非原创者。

对新加坡政治的启示，权力运用的本身具有自我強化的作用。譬如执政党通常会运用所掌控的政治权威，不断改变游戏規则（譬如修宪改变选举制、候选人资格、选区划分和选举日期等），目标是增強执政党的政治能力, 削弱反对党的力量，使政治骑墙派的小党和中间选民，加入强者和胜者一方，而背弃失败的一方，这是“弃保效应”和“西瓜效应”产生的制度因素。政治权威的不对称，将会扩大且长期存在，这也解释了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制度因素。

另一个使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制度因素，那是它長久建立的制度，过去长期有效地促进朝野信息的交換及行动的调和。如果贸然建立新的政权制度，组织和利益结构就必須重建。因此，即使许多人对现有制度不满，但完全改变它却是不经济和不理性的行为，毕竟建立新制度的成本和不确定性，要比维持现有体制大很多。

因而，历史上“萧规曹随”常成為制度发展的自然路径，至于反对党成功改朝换代之后，新政府需不需要完整的替代模式，笔者简单用四个原则（执行矩阵的四个象标）作为制度变迁的决策准则：

（i） 大凡旧的于国于民皆有利的制度，就继承袭用，别瞎折腾，改变它们就是不经济和不理性的行为，这是政治智慧，别无事找麻烦。

（ii） 那些于国有利却于民不利的制度，要诊断找出问题的关键，如果查出只图私利却包装成国家利益，那就需要废除或纠正，还要追究相关责任，廓清政风；但与私利无关，却关乎国家长远利益，除了上下双向沟通谅解之外，为政者也要尽量照顾弱势群体，使其能与其他同胞齐头并进，而不是抛弃他们让其自生自灭。

（iii） 那些于国不利却于民有利的制度，那就要改革制度法律与时俱进，使其藏富于民，而不是与民争利。只有实现民富才能实现国强，北欧诸国即明例，这是建立更广泛的支持新政权和改革的力量。

（iv） 那些于国于民皆不利，只图利某人某家族或某政党，那就毫不迟疑根除导致政治非均衡的旧制度，这关乎新政府的合法性，也是人民让新政府执政的根基，别与旧政权同流合污，而且避免华而不实，换汤不换药的假改革。

如何新人新事新气象，这考验未来新政府的决心，魄力和制度变迁改革方式。

（b）社会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社会制度主义发展自社会学的组织理论，倾向更广义界定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和规范，还包括符号系统、认知模式(cognitive models)和道德模块(moral templates)的世界观 (worldview)，影响个体的偏好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这种界定认为不同社会有不同的价值，导致制度迥异，制度亦随社会变迁而变更。

对新加坡政治的启示：现有制度选择路径及形成过程，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最有效率，而应被视为文化习慣，类似许多社会设计的神话(myths)和仪式。

譬如说人民行动党的用人制度和哲学能持续，是由于普罗大众长期选择相信高薪养廉、用人唯贤的遴才、薪酬制度的价值，而掌权者往往拥有下列优势，影响大众的信念：(1) 掌权者拥有较多的资源，能影响大众传媒及社会化过程，但由于新媒体的介入，执政党这个传统优势正大幅减弱；(2) 掌权者欲推广的价值，通常有专业人员投入操作。(3)对精英的选择、宪法条款对后继者的限制、对领袖的神化历史，都间接影响大众。

可是当国民开始怀疑用人唯贤制度的公平性、有效性的功能，并有转向用人唯亲的方向倾斜时，它所长期设计的制度神话自然会破功。

（c）理性抉择制度主义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理性抉择制度主义分析路径，基本上延袭行为论的假设，源于对美国国会制度的行为研究，坚持把“理性人”作为分析起点。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rule of game)，用以型塑人们的互动行为，构成人类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行为。它认为人是自利（和自私有别）的理性人，会以成本与效益（benefit/cost）衡量，解释和预测个人行为及其利弊得失。

由于集体行动产生的囚徒困境，个体偏好极大化，未必产生最佳的集体结果。所谓遵守制度，并不是道德和义务使然，而是经过计算遵守制度符合自身利益，构成各个体的“策略背景”，可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收益水平，促使制度变更以求利益最大化的效果。

至于理性选择模式，能否合理解释政治行为与事件，有五个前提条件：

（i）行动者面临问题的可能选项有限，当选项极多或随意可创造出新选项时，理性抉择模式的预测解释力就会下降。

（ii）行动者很清楚抉择带来的成本和利益，而且两者差距很大，必须权衡利弊得失缓急。

（iii）行动者对抉择的目的及偏好排序很清楚，如果他同时有多重目的或偏好顺序不明，则理性抉择模型较难预测其行为规律。

（iv）如果行动者对环境整体的信息了解愈多，例如客观环境变化和玩家们的策略及偏好等信息，其行为愈可能符合理性抉择模型的预测。

（v）行动者能学习历史经验修正错误，而且竞争环境并没复杂到超出其认知能力范围之外。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关注所有行动者（玩家）的策略性互动，对于政治结果的决定性作用，超越传统理论利用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等结构性变量的解释，但在现实世界里，完全理性是不存在的。决策者收集信息时，除受主观心理因素影响，还受到时间、精神、财力的影响，所得信息就不是有系统且详尽，最终仅能实现有限理性。换句话说，政治行动者并非全知全能的效用极大化者(all-knowing rational maximizer)，大多数时候顶多算是“规则遵循的满意者”(satisficers)。

新制度主义关心个体面临集体行动时，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虽还没形成系论性、一致性的学术声明与主张，却矫正行为主义忽略制度的偏失。它提倡的质量并重的研究方法虽很精致，却使研究需要庞大的经费、人力、物力与精神，并非轻易能达标。它将所有成文与非成文的规则，都被列在分析框架内，无法解释现象的显著特性，需要化繁为简突出现象产生的关键因素。

依据“集体行动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定理，大多数行动者傾向当“搭顺风车者”（free rider)。选举时，个别选民如果不愿意浪费他的选票，其行动全看如何預期其他选民的投票行为。

由于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内涵广泛，涉及几乎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可解释全部的人类历史，成为人类共同遵守具约束力的普遍规范。阿瑟.斯坦在《协调与合作：无政府世界中的制度》，把国内制度的定义扩展到国际制度，还解释国际制度的发展、变化和崩溃，建立一套“国际制度变迁”理论。

宏观政治学的主要研究途径与理论 （上）

如同经济学，政治学因研究对象的分析层次和范围的大小不同，应该以个人的自主行动，或由个人无法掌控的结构之运作结果为重点，可以分成微观和宏观两大类。
无论是宏观政治学或微观政治学，它们之间都有密切关系，是政治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宏观政治学（Macro-politics）的研究焦点，在于整体的结构，研究不同政治系统之间的差别和共性，以国家、政府、权力、政治组织、集团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观察和理解政治权力的配置、制度创新与演变等问题。

主要的宏观政治学研究途径，有团体理论、政治系统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制度论和政治发展理论，它们又再派生出不同的支派理论和分析工具。其中又以政治系统理论和制度论，做为宏观政治学研究的两大主干。兹分述如下：

团体理论（Group theory）

团体为集体的行动，或人类行动与互动行为之相对持久的模式，属于偶发事件引起的群众聚会，则非其专论的范围。团体的內涵一般具有稳定性、统一性、規范性及普遍性的特质，故亦可称为制度（institution）。

团体理论是政策分析的一种模式，以多元主义论做为基础，就社会团体的型态与功能、成员构成与互动特质，解释政治现象的研究方法。注重研究各类团体影响政治的方法、途径和目的，注重分析团体与政府的关系，不同团体之间的关系，团体与决策的关系。

团体理论由美国政治学家亚瑟.本特利（Arthur Bentley）提出。他的《政府的过程》（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1908年出版)一书，被认为是团体理论的代表作，建构政治学团体分析的概念，开后世团体论研究之先河。依他的观点，团体是政治的“基本元素”，社会是团体复杂的组合，政府行为是团体间作用的结果。法律或公共政策只是相关团体奋斗的产物，也是不同立场团体在一定时间内，相互角力博弈达致平衡的结果。个人只有参与或代表团体时，才能真正有行使決策权力的机会。

团体理论假设所有团体皆有潜在性的利益，无一团体垄断所有不同型态的资源，不同团体间的权力关系不是阶层性关系，而是透过各种途径把彼此相互的作用（竞争与合作），当作政治分析的基本内容，使政策符合团体之利益需求。当分享共同利益的人们组织起来，相互发生作用，并通过政治过程追求目标时，他们就构成政治团体。

对于团体的政治作用，政治学者有两种基本观点：（i）认为团体活动就是政治， 研究政治不能不研究团体。（ii）认为团体活动是政治中心，但不等于全部政治。具体研究过程中，不同学者也有所侧重。有的强调个人在团体的具体作用，认为个人信仰、态度或其他心理因素，会在团体活动发挥重要作用；有的认为团体方法不应包括个人因素，只有团体活动过程才需观注。

团体理论研究的团体类型，基本上有正式团体（指明确目的和注册成立的团体）、非正式成立的团体两大类。团体的种类很多，有工会、商会、宗乡会馆、专业协会、宗教团体、政治团体等。这些团体，有些较为活跃明显，有些较不明显低调。各类团体为维护自身利益，往往影响政治过程和政府决策，这类团体即为“利益团体”(interest groups)。

当利益团体涉及影响公共政策，要对決策的行政或立法机构施加压力时，則利益团体就变成“压力团体”(pressure groups)。在一个多元民主社会里，公共政策必然是各方力量较劲的结果。

团体间较劲的可能结果有两种：当若干团体取得优势，公共政策会变成占优势团体决定的政策；如果是各个团体经协商后达成的协议，公共政策就变成各方协调的产物。一般说来，后者会导致比较平衡的状态，协议一旦达成，事后任何改变现状有其困难与局限。決策人员从事政策决定时，应能适度维持团体间的平衡，不宜忽视某些团体，方能达成决策的最佳效果。

团体理论只能说明决策的某些层面，並非适用所有国家。根据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决策模式，比较趋向于精英理论(elite theory)，而在发达民主国家，由于中产阶级普遍接受高等教育，经济力量较为雄厚，有兴趣且有力量组织团体影响政策，团体理论较适合说明其决策过程。

至于像新加坡这类处于后威权时代的新兴国家而言，则介于两者之间的不成熟阶段，毕竟执政党长期执政，几乎把所有社团政治化，变为其外围组织，而近年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与新媒体论政之壮大，团体理论便有其适用性和不适用性的成分，必须与微观政治学的精英理论结合运用，分析政治新现象才会较全面。

团体理论視民主价值，建立于人民的结社自由权上，人民是否积极参政并不重要，也弥补精英主义对个人影响力的过度强调。它认为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并非來自阶级差异，而是來自某些自由的过度保障，例如垄断形成的经济不平等，此将使政治自由受到危害，主张削减大企业和公权力的过度干预。

团体理论也遭遇批评：首先，团体对决策影响力的大小，学者看法并不一致，部分学者认为它对决策的影响力，不会超过一般选民的影响力，认为团体理论夸大团体的重要性；反之，另些学者认为它忽略政策制定常是积累型（incremental），有些团体常具主导地位，例如商团。其次，团体理论忽视影响决策的其他重要因素，例如决策过程中，部分“个人”经常扮演强人般的角色，团体目标常被領袖目标取代，团体间的竞争只是表象。再次，社会资源分布存在不平均，政策制定長期偏向有利某些利益集团。最后，认为民主稳定有赖共识，但共识常不存在或不易形成。

政治系统理论（Political system theory）

所谓“系统”由分离及可识别的单元组成，例如家庭由个人组成，而石头则不会称之系统。各单元相互关连又互動，形成某種关系，例如排队等公车的人不会称之系统。它们因共同目标组合成整体，例如胃、肠等个别器官共组消化系统。某一單元的消失，也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运作。而系统与系统，可依据共同运作目标，组成更大的系统，例如消化系统再与神经、循环、呼吸等系统共组生理系统。

系统理论藉由上述系统学的观念，观察与分析政治现象，主要探讨的元素有：系统、整体性（wholeness）、次系统（subsystem）、关系（relations）、规范（rules）、边界（boundaries）、环境（environment）。提供以全系统掌握个别现象的目的，探讨个别现象间的关连性。系统有其边界，此边界按照功能划分，同具“分化”又“整合”的功能，能产生次系统，故应重視其存在层次的差异。研究次系统时，大系统便成为“环境”。系统间的互动，则以输入、转化、输出、反馈四概念解释。

（1）政治体系论

大卫.伊斯顿(David Easton)在其著作《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一书中，改造自然科学的系统理论，建构用于分析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一般政治系统理论。他认为政治生活构成人类社会体系的一个部分，即政治体系，基本特征为“权威性的价值分配”（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s）。

伊斯顿认为政治体系的上述基本特征，涵盖政治现象所牵涉的三个基本概念（或“要素”）：（i）价值（意识型态），点出政治的目的性，例如社会福利政策的目的是追求公平正义、推行民营化的目的是追求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ii) “权威”，点出政治可以约束和管制众人的行为，需经由有权威的领导机构进行相关活动；(iii) “分配”，指在资源有限、欲望无穷的约束下，当权者不能满足社会上所有人的价值需求，分配时总会有先后顺序、分配到的资源有差异的现象出现，不会每个人都会满意结果。

政治体系是政治行为主体与政治制度的有机统一，不仅包括政府机构和国家体系，还包括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由输入、转化、输出、反馈四大部分稳定运作达成系统目标。研究个别的政治行为及现象时，则从整体角度寻求解释。分析着重于各变数(variables)对政治系统的影响(effects)。

这一理论认为，政治体系是个开放的系统，没有一个政治系统不是扎根在、交织在环境要素之中。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叫“输入”(input)，政治体系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对环境的输入做出反应，将输入经过“转化”(conversion)过程，变成政治系统的“输出”(outputs)。通过输出，政治体系又“反馈”（feedback）于环境，可能改变环境从而产生新的输入，使得政治体系适应环境要求维持存续，是政治体系理论分析的核心所在。

（a）输入：外在环境给予政治体系的讯息或资源，可分为“需求”（demands）与“支持”（supports）两项。前者为民众提出处理政治事务的期盼与要求，需成为“议题”(political issue)，始能成为有意义的投入，有些需求还会胎死腹中。例如工会以请愿或游行的方式，提出提高最低工资、缩短工时、降低失业率的需求。后者为对政策产出是否认同与拥护，如投票或诉讼。政治体系如果缺乏支持，就会出现失去民心的危机。支持的数量与范围，可因环境不同而程度有别，在某些国家只要精英支持即可，有时民意支持度太低，会对政治体系的安定产生不利的影响。

（b）转化：指政治体系从被动输入，转化为符合人民需求、解决纷争的一套政策或方案的输出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权威者的决策与行动控制社会价值的分配，决定角色间的各种关系。转化过程分述如下: (i)利益的提出或建议 (interest articulation)、(ii)利益的集结(interest aggregation)、(iii)法規制定(rule Making):立法、(iv)法规执行(rule application):行政、(v)法规裁决(rule adjudication):司法和(vi)政治沟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

政治体系如何整合各方需求，做出权威性的价值分配过程，外界基本上无法检视，故称之为“黑盒子”，应尽量让决策过程公开透明化。举例而言，当政府接收工会诉求后，收集资料进行评估后，再研拟出可行的政策。

（c）输出：政治体系经“转化”后，释放到外在环境的产物，成为具有执行力的公共政策。例如政府为降低失业率，制定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透过大幅提高进口关税，限制进口数量等做法，拟定新的劳工法令。

（d）反馈：公共政策投入环境后，环境回应造成影响的相关讯息，再投入至输入端，使政治体系进入下个运作循环，即为“反馈”。例如新劳工法令的施行广获好评，对政治系统输入更高的支持。与此同时，政府提高关税后，导致物价偏高，引起众多消费者不满，提出平抑物价的需求。政府则需回应环境传递的新讯息，进行下一次的政治体系运作，以维持政治稳定。

在政治学发展过程中，伊斯顿以中性的“政治体系”代替“国家”或“政府”，这是首个描述人类政治生活的理论架构，使得不同时间、地域的各种政治活动，有了理解与比较的共同基础，从此有了客观的观察角度与理论依据，因应当时从事各地区政治实务比较的需求。再者，政治体系论以客观观察建立通则化理论，在个案的资料收集、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上，较传统的抽象哲学思考更为客观、精确和合乎科学精神，使政治学知识层次提升。

然而政治体系论的限制，在于隐含的保守性，预设政府具有合法性基础，举凡政治系统本身是否合理、能否提升公共福祉等规范性问题，则非研究重点所在。这么一来，很容易衍生出“存在即为合理”的结论，对现实生活中可能有的政治不稳定的异常现象，例如政府暴虐、政治动荡、贫穷问题或是革命建国运动等现象，缺乏正面的解释与处理方式。也许，这就是后来“国家”范畴回归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大行其道的理论原因之一。

政治体系理论结构和机制，虽然符合形式逻辑的因果律，能得到不同政治系统的经验支持，但关于环境与政治系统之间、系统成员需求和支持与当局、政治行为与政治制度规则，这三方面的关系缺乏辩证分析，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缺陷性。

（2）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

除了伊斯顿的“政治体系理论”之外，系统理论还有“结构功能论”。这学派通常被简称为"功能主义"，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理论观点。一般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系统，每个子系统都对系统整体的生存、均衡与整合起着积极作用。当某部分（局部）无法发挥“预期和理想的特定功能”时，称之为“结构的紧张”，那就必须要修改整体或局部结构，使之功能如常，方能使政治体系长存。

结构功能论的基本观点，起源于19世纪的英、法两国的古典社会学者孔德(A. Comte)、斯宾塞(H. Spencer)和涂尔干(E. Durkheim)，及20世纪两位人类学者马林诺斯基(B.F. Malinowski)和雷可立夫布朗(A.R. Radcliffe-Brown)，他们都对结构功能论的形成居功厥偉。

孔德从从生物学获得啟发，提倡社会学使用“结构”、“功能”等概念。他与斯宾塞都认为个人、团体和制度，对整个社会的作用，类似于生物器官对有机体的作用。稍后，涂尔干指出，社会学应说明包括現象的原因与功能，对演化论、传播论和历史主义提出不同的思路。马林诺斯基提出生理、心理、社会、文化这四种需求系统，后在美国社会学者帕森斯(T. Parsons)的理论中进一步开展。雷可立夫布朗強调某些惯性行为之所以能稳定持续，有賴于与其他慣性行为较少冲突，甚至彼此支援，强调整合是每一社会生存的必备条件。

结构功能论的主要模型有二个：

（a） 帕森斯以结构功能，探讨政治系统各部门间的关系与运作，他是在前述的功能主义思想基础上发展出来，认为政治系统及其次系统均有其结构，透过功能的运作，使得体系得以继续稳定。所以功能是动态的，维持组织均衡之适当活动。他提出四种功能子系统：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模式维系（latency）。若能维持系统间的平衡，就能达到社会运行的良性状态，否则会出现冲突和病态的失调狀态。

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1979)，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德国留学期间，他接触到德国社会学理论大师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并于1930年将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成英文。1931年任教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后任社会学系主任，曾于1949年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一生著作等身，强调社会体系的协调一致与和谐本性，除韦伯外，恐怕社会学领域无人可以与他争雄。

（b）美国学者艾蒙与鲍威尔（G.Almond & B.Powell)：他们合著《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提出政治体系应具有下列的三个功能，分别为：

（i）系统功能(System Functions)：维持政治系统运作，必须履行之必要功能。 任何一个政治系统,在系统层面都需要政治甄拔(political recruitment)、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以及政治沟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这三大功能。一旦欠缺，政治系统将会归于消失。

（ii）过程功能(Process function)：政治体系将各种需求、利益整合成具体的方案，实际执行后，产生具体的社经福祉，使政策目的得以貫徹。他们一方面承袭伊斯頓所持的政治过程，进而达成权威的四大功能：利益表達(interest articulation)、利益汇集(interest aggregation)、政策决定(policy making) 以及政策執行(policy implementation)，方能产生社会经济实效(socio-economic outcomes)。

（iii）公共政策：政治系统的政策输出，就是权威分配的作用大致上分为四类: 汲取的(Extractions)、分配的(Distributions)、 规约的(Regulations)、符号的(Symbols)。

结构功能论缺乏对社会变廷迁的合理解释，易陷入结构决定论，只对既存的社会制度做合理化的解释，忽视現实社会问题及对社会現象的反省，完全忽略社会运作中，团体间以及人际之间冲突的影响力。

政治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s theory）

沟通理论探讨人类应用符号，产生个人与社会结果的过程。一个完整的政治沟通过程, 包括政治信息的传播者、接受者、沟通渠道、沟通内容四个要素，达到政治协调的过程。在类型上, 政治沟通可分为非制度性和制度性政治沟通，可以通过信息沟通达到正确的决策，从而有效地适应和控制环境的结果。

沟通理论原是动力工程学的信息传递理论，为控制论奠基人美国学者维纳创立。他认为，自动化的机器有自动接受信息，相应做出反应的功能。这一过程既是沟通过程，也是控制过程。美国政治学者卡尔.杜伊奇（Karl Deutsch）受他思想影响，开始把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应用于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于1963年发表了代表作《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中，形成政治沟通理论。

杜伊奇把政治系统比喻为“通讯网”，所有的政治系统，都是相互联系和开放，政治权力的内在根源，取决于沟通工具，建议政府重视导航（steering）能力而非权力，提出沟通管道、负荷能力、沟通延迟等与实际政治现象相关的概念，认为“沟通”限制所有组织的能力，进而影响决策及执行能力。但从控制论角度分析，人是政治沟通的关键，培育“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意识，才会提高政府施政与执行能力。

政治沟通能力不足，恐怕也是东亚新兴经济体政府，包括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地，近年被人诟病的环节，更是近年民怨累积的主因。

杜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考察政治系统的控制方式和决策过程，提出完善信息系统必须注意的主要环节，从而为人们了解、分析、研究和完善政治系统，提供新的角度和方法。他还运用数理模式分析国际政治，开辟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领域。但这一理论只重视政治系统的信息沟通的分析，忽视政治系统其他方面的分析，不具全面性，所使用的概念较为模糊，理论还有待完善。

如果把团体理论和政治系统理论，分别比喻为宏观政治学理论的肉体和骨干，那么沟通理论就是其政治神经。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沟通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论

政治学方法论指研究政治现象过程中，采用的原则、程序和技术方法。无论古今中外，政治学方法论可以区分为归纳法（inductive approach）与演绎法（deductive approach）两大类。前者是由经验观察，从个别事例出发，达到一般性，进而找寻模式与通则得出结论；后者则强调透过概念分析与思考过程，从預期模式中导出结论的价值。

东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演变

中国古代的政治研究，也兼有经验与思辨这两种方法论。具体的仁、礼、法、道、势、术、义利之辨、夷夏之防、君与臣、君与民等领域的研究，对世事、布政、伦理、纲常的研究，更多带有历史经验的特性，例如先秦诸子学说，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削藩策》、恒宽的《盐铁论》等。至于论证“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对政治起的作用，就具备思辨的特性。相对西方而言，中国更注重实用理性，导致政治研究没有发展成独立的学科，传统的方法论经历几千年不变，极少创新求变。

西方政治学方法论在历史演变中，同样地思辨和经验两类研究取向，贯穿着整个发展过程。古希腊大哲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善”的理念演绎理想的城邦制度，体现着思辨的方式；而他学生“西方政治学之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则是对100多个希腊城邦政制进行归纳、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他理想的城邦制度，体现了经验的方式。

随着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这两种研究取向，各自萌生众多不同层次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进入20世纪，政治学方法论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变革。

首次变革发生在上世纪20、30年代。当时的政治学者认为历史研究法，过于注重分析原始的历史文献，注重法律文件和正式的政治体制比较，因而有明显的局限性和滞后，难以解释复杂生动的政治现象。在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的方法得到提倡，它主张走出图书馆和历史档案室，到实际政治生活去体验政治变迁。同时，科学主义思潮也使它采用更严格的方法和程序促进政治学研究，鼓励多学科之间的渗透和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

第二次变革发生在二战后的5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产生，并迅速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显学。它强调纯科学、规则性、验证、技术、数量确定、价值中立、系统化和一体化，试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不仅能解释，而且能预测政治现象的学科。这些主张导致当代政治学，日益突出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寻求新的理论模式和方法。

资料是研究的内核，可以是新事实或新数据，也可以是旧数据的新组合或新处理。资料收集方式不外用量化或质化研究法。至于研究者最终选择何种方法，或两者兼用，那要视研究目的与需求情况而定，再设计一定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把研究对象的各项变量纳入理论框架中。

量化研究法：强调客观中立 

19世纪以来，由法国哲学家孔德创立的“实证科学”兴起，强调人文学科应向自然科学看齐，研究者必须秉持客观中立的态度，采用逻辑与科学验证方法，解释过去与现在的政治经验及现象，还要能建立普遍适用的通则，预测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由于讲求将经验现象，化为重复检证的客观数据资料，故称为“量化研究法”（quantitative method）。

量化研究是微观政治学(micro politics)的主要方法论，探讨政治系统时从个体出发，以个别政治行动者（political actor）为基础，强调实证性之分析研究，其主要研究途径包括：社会心理研究途径（social-psychological approach）、精英研究途径（elite approach）、权力研究途径（power approach）、角色理论（role approach）、博弈理论（game theory）、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等。

量化研究法的工具性方法，包括统计分析、案例分析、实验研究、模拟研究、调查法、预测分析、内容分析、因素分析等，主要来自行为学、统计学、数学、运筹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用严格的规则收集、处理和分析有关政治现象的数据和资料，強调其代表性、抽样方法、测量、因果关系等的操作与分析过程，进而归纳出政治理论与学说，通过设定之关键变数指标，找出可比较的个案，减少这些个案之间的共通特质范围，再将可比较之个案予以极大化，用统计方法建立规则性及预测性。

研究过程：抽样 － 意见调查 － 统计 － 解释资料 － 建立模型或理论

量化研究的优点是将原本难以捉摸的概念，量化为可操作的变项，便于研究与分析，因此特别适用于大规模的民意调查。例如调查近来新加坡大学生的政治态度（立场与投票行为）。可将满意程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普通、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五个指标，再透过问卷调查收集抽样资料，再将收集的答卷，以1分至5分的数字输入电脑，透过统计软体分析得知结果。

量化研究虽然强调以客观中立的态度与科学方法，可是这样的研究方法，排除不可量化的资料，导致结果无法回答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也无法解答重大的规范性政治问题，例如台湾究竟采取何种宪政体制较佳（总统制、内阁制或双首长制）。此外，重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所处的情境、心理过程等的质化研究也不可偏废，这反映在資料的误差、无法保证访问的品质、封闭性的问卷题項，与谬误的因果关系等统计方法的缺陷。


质化研究法：强调分析与诠释

质化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指非统计程序或量化方法的任何类型研究，目的在于发现原始资料之间的概念（concepts）和关系（relationships），组织成理论性的解释架构（theoretical explanatory scheme）。透过所欲研究对象或现象的接触与观察，深入调查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与根源，以思辨方式演绎政治学说，诠释政治现象发生的情境与过程。该研究不强调中立客观，反而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焦点团体等方法，记录研究对象的生活情境，达到深入探索的目的。 

质化研究是宏观政治学（macro politics）之主要方法论，研究焦点集中在政治的整体结构、观察和理解政治权力的配置。内容包括政治生活的秩序与整合、政治资源的动员与分配、政治制度的创新与演变等问题。

质化研究的主要研究途径有：团体研究途径（group approach）、系统理论功能分析（system theory and functional analysis）、政治文化研究途径（political cultural approach）、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s theory）、政治发展研究途径（political developmental approach）等。方法论源于人类学(田野记录)与社会学（导引式交谈、开放式问题、非正式性的探测），以及来自哲学、系统学、组织学、公共行政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 

质化研究方法论的类型和资料收集方式有：（1）文化描述（description）: 采取俗民志（ethnography）方法论，以参与观察、访谈、文件分析为主。（2）现象理解（understanding）: 采取现象学（phenomenology）方法论，以深度访谈、生命故事访谈观察、文本分析为主。（3）意义诠释（interpretation）: 采取符号互动论（interactionism）与诠释学（hermeneutics）方法论，以非参与观察、文本分析、访谈为主。（4）理论建立（theory building）：采取札根理论（见注）方法论，资料收集以观察、访谈、文件、问卷调查为主。（5）批判行动（action）：资料收集以文本分析、生活访谈、观察多元方法（质性和量化）。（6）建构改变（change）：采取建构论（costructivism）或叙述（narratology）方法论，资料收集以叙事访谈、建构方格、观察多元方法（质性和量化）。

研究过程：知识背景 － 深入观察 － 资料理论化 － 修正原有理论（必要时）

譬如说，想了解中国大陆环保组织，研究者必须先了解大陆环保意识崛起与演进的背景，然后进入大陆实际采访环保组织社工，观察生活状况，以既有理论架构拆解分析实际访谈与观察所得，再对既有理论进行比对与修正。

当研究对象不可计量，质化研究能完整地呈现研究对象行动的原因、过程与背景的全貌，适用于深入较小领域如社区和组织，使用规范性主题，例如：选举对少数族裔是否是项合乎正义的参政途径。然而，研究者经常带有先入为主的理论架构，被质疑为不够公正或带有偏见，缺乏客观判断的准则，例如可信度、有效度的问题。

结论

总结而言，量化研究以简单的数字，形成数学模型或通则，清楚表达概念间的因果关系，有化繁为简的功效；但对于无法计量的独特情境与发生过程，则有赖于质化研究的方式，去取得资料再进行诠释，两者是可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地。

注：札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经由系统化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发展出暂时性验证过的理论，而不是先有理论再去证实；先有待研究的领域，然后由此萌生概念和理论，研究时将资料与既有理论进行比对，不符合处则可修正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