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理论（Political
developmental theory）
“政治发展”是上世纪50年代西方首倡的概念，与经济发展相伴生。政治发展既指某种过程，又可分析政治变迁的结果。作为过程，它指政治运动的方向；作为结果，它是个复合概念，包括若干不同相互关联的成分。
政治发展的研究，起源于民主政体和其他形态政治体系的比较研究，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19世纪开始，民主政体陆续在英美和北欧国家扎根，但在其他地区的尝试仍不成功。二战后，民主政体在德、意、日重新恢复，亚洲、非洲和中东的一些新兴国家，开始采用西式民主制度。此时，关于民主政体变迁的研究，开始纳入政治发展研究的领域，核心观点仍然是现代化理论，发展路径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政治民主化是个线性的发展过程。
60年代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体崩溃，被传统政权取代，扼杀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理论和实践的错位失真，促使学者们开始对线性的政治发展理论进行反思，一部分学者集中研究“民主的危机”。70年代中期，从南欧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再次燃起理论家对民主化问题的研究热情，研究威权走向民主政体的原因、途径与过程，构成“民主转型理论”。进入90年代，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并没成为成熟的民主国家，便有“民主巩固理论”的研究，他们把研究对象的各项变量，纳入一定的理论框架之中。
政治发展理论有三个主要方法论:（i）结构-功能方法：将系统理论和结构功能相结合，在分析层面上运用概念通则，发现权力结构的变迁，解释民主化的产生。（ii）社会过程方法：把政治发展和工业化、都市化、商业化、识字率、职业流动等社会指标，进行因果分析和定量分析。（iii）比较历史方法：侧重历史经验，从社会演化角度对多国发展类型进行比较研究，代表人物为亨廷顿。
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代表作有《士兵与国家》、《民主的危机》、《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美国政治：不和谐的允诺》、《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我们是谁》。主要思想理论有“民主的危机和克服”理论，政治发展理论，文明冲突理论和国家认同理论等。虽其政治思想已不是当今主流，但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的贡献仍在。
杭廷顿政治发展理论包括四个部分：
（1）强大政府理论
这是他理论的基础，指出各国政治区别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必须先有权威，才能对权威加以限制。一个国家想实现政治现代化，没有权威和强大政府力量作后盾就陷入无序状态，政治发展便成为空中楼阁。
（2）政治稳定理论
那是理论的核心内容，对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的原因，进行逻辑分析：现代化（经济发展、社会动员）→超负荷的欲望和需求→社会挫折感→（社会流动性机会缺少）政治参与意识加强→（制度化水平低）政治不稳定。
（3）政经发展的关系理论
他把“政治发展”定义为中性的概念，既包含正面积极的意义，也包含消极政治衰败的后果。发展中国家奔向现代化过程中，为了经济发展采取威权政治模式，但民主化是不可回避的长期趋势和必然选择。政治发展目标分为三方面，即政治的一体化、制度化和民主化，可以归纳为权利的集中、扩大和分散。
政治一体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和集中化，以单一世俗的全国性政治权威，取代传统、宗教、家族和种族化的政治权威。制度化程度可用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凝聚性，衡量抗压力强弱是否足以维持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秩序。“民主化”包含摆脱权威政治与建构民主政权，用两个民主指标(竞争和选举)作为衡量标准。
（4）文明冲突理论
他提出文化分析的重要性，提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问题。对“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提出异议，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民族、本国文化制订和选择社会、政治的发展模式，不要照搬西方发展模式，赞成道路选择的多元化趋势，突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弊端，将民主巩固焦点，转向对“民主质量”的研究。
亨廷顿理论对预见、防止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政治失衡问题，特别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他忽视殖民统治，长期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压迫，对经济的控制和剥削，导致它们政经结构，缺少自我变革和发展，一旦经济发展难以维持，政治动荡成为必然。而政党制度选择两党制度，也并非普遍适用。
作为新保守主义学者，杭廷顿思想倾向对强权和秩序的偏好，反对共产主义和集权主义，主张以军事霸权向世界输出民主。其理论变化背后的“常”（思想的连贯性）包括四方面：“性恶论“的人性论基础、情境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价值观、对军队和军事实力的推崇，显示他试图寻找秩序与民主间的学术平衡点。
政治发展理论采用的现代化结构主义研究途径，容易陷入决定论的窠臼。政治变迁不仅关乎结构性条件，往往是相关行动者特定抉择的结果，于是，后继学者们使用精英理论的微观分析途径，兼采宏观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观点，研究政治转型的关键时刻。
对于新加坡而言，正处在后威权时代的民主化道路的关键时刻，杭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便有借鉴参考的价值，与此同时，也应警惕其新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局限。
制度主义理论（Institutionalism Theory）
制度(Institution)英文词，从拉丁语动词“instituere”(创立或建立)派生。 它是群体生活共同遵守的规则或运作模式的社会结构，不论是成文或不成文，作用在于使成员行为，符合制度设定的规范，对违反者处罚。政府就是制度化的政治，诸如政府组织、宪政架构等制度面的议题，都蕴含社会价值观，在于降低人际互动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共同认知下有序运作。
制度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同文化–认知(cultural-cognitive)相关，如价值观、习俗、象征符号等；第二类是规范类(normative)项目，如作业标准、专业伦理守则等；第三类是法规类(regulative)项目，如法律、行政命令等。对任何组织而言，相关制度可来自组织以外的大环境，也可以来自组织內部。
制度化是个道德价值中立的过程，沒一定的好坏，某些情况下有负面影响，但在其他状况有正面的作用。组织的相同化过程一般有三种模式：强制(coercive)、規范(normative)和模仿(mimetic)，这有助于理解组织常见的非理性、权力失败及创新缺失的现象。
当代制度研究主要方向为：
（1）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研究
宪政是人类制度文明建设领域的重大课题，大致经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英、法民主革命和成文宪法产生前后，为了反对专制特权，以洛克、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和法律学者为主，认为宪政的精神在于限制专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充分实现公民自由。“凡权力未分立而权利未受保障的社会即无宪法”这句话，可视为当时主张的集中体现。
20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不断出现，法学和政治学者提出新宪政论。他们认为宪政理论应当超越古典主张，通过设计实现经济效率、民主管理及其他政治目标，从批判的怀疑主义，转向思考良好社会如何维系。
由于研究偏好和视角不同，新宪政论大抵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流派：（i）以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为代表的公共选择派，强调宪政是自由契约意志的表现和结果；（ii）以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Edward Lindblom）为代表，借用经济市场关于交易、权威和信念的理性分析模式，分析政治社会的理性角色，与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有合流的趋势；（iii）以布南科.霍瓦特（
Branko Horvat）为代表，提出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强调宪政的平均主义价值追求。
（2）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
传统制度研究受宪政主义研究方法影响，普遍使用描述－归纳法(descriptive inductive)，研究不同政治结构。这种分析常带有价值判断，通过比较分析找出好的制度和政府，也使其研究范围狭隘化和主观化而遭批评。
1984年，美国詹姆斯. 马奇和奥尔森（James G. March & Johan P. Olsen）, 合著的《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的组织因素》（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s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一文，被西方政治家看作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最重要的著作，对传统政治学与行为政治学结合基础的超越。新制度主义者认为放弃对制度的研究，是行为主义的一个主要缺陷。他们不相信行为能解释所有政府现象，必须考虑制度因素。集体决策不是个体偏好的结果，而是决策规则影响的产物。
新制度主义者强调环境如何影响制度变迁，对旧制度学概念作出革新。首先，以规则作为建制的分析骨干，不受限于组织。其次，重视非形式因素，更注重制度内部非形式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例如群众对领袖的崇拜。再次，强调制度之间的差异性，强调对价值的批判。最后是对不同制度间的相关互动性，认为制度之间唇齿相依和相互监督牵制，例如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
新制度主义者在制度分析上较具科学精神，除了考察历史文献、法条内容之外，也采纳量化调查、统计等科学方法，以更宏观视野力求扩大制度研究的深度及广度，探讨“制度如何产生、设计或选择”之研究，透过制度设计化解冲突，求得国家的稳定。凡此种种，皆为传统制度研究者未曾碰撞。例如，抛弃共产主义的东欧、俄罗斯等国家，为何多采用双首长制的制度设计？
新制度主义至少有三大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制度主义和理性抉择制度主义（Peter Hall & Rosmary Taylor，1996）。
（a）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历史制度主义以历史为分析框架，认为制度是历史权力分配过程的产物。不同的历史事件，会导致制度变迁路径不同。历史是人类克服理性局限性的主要途径，力图寻求对不同国家的差异性做出更好解释，例如：为什么革命会在某时某地发生，而不在另一时空环境发生呢?
历史制度主义有五个重要特征：（i）以宏观多元综合动因，定义制度与行为模式，研究现实世界的实质难题。（ii）权力运作与制度之间，维持非对称性的关系；（iii）路径依赖存在不确定性因果关系；（iv）制度具有准决定论的本质，先前的政策选择和决定，影响尔后的政策方案，使其它选项被重选付出代价；和（v）制度会被环境改变的周期性危机打断，引发政治制度崩解和权力重组，其后制度重新回复“静态”。
历史制度主义接受团体理论的观点，即政治是敌对团体间，为竞争稀缺资源的冲突，也同意结构功能论的整体系统观点，但不将个人的社会、心理或文化特征，当作驱动系统运作的参数(parameter)，没有建立制度如何确切影响行为的“因果链”，而正是通过这些因果链，制度才影响到某些政治行为。
制度变迁是这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效率高的制度替代原有的制度。主体只要能从变迁预期中获益或避损，就会尝试变革制度，动力来源于“经济人”的“成本一收益”计算。制度变迁主要形式有两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创新主体受利益驱使，具有渐进性、自发性、自主性的三个特征，先从制度的非均衡开始发酵，然后不断升温；另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由国家强制推行，表现出突发性、强制性、被动性，主要是因为制度竞争的环境需要，创新主体是引进者而非原创者。
对新加坡政治的启示，权力运用的本身具有自我強化的作用。譬如执政党通常会运用所掌控的政治权威，不断改变游戏規则（譬如修宪改变选举制、候选人资格、选区划分和选举日期等），目标是增強执政党的政治能力, 削弱反对党的力量，使政治骑墙派的小党和中间选民，加入强者和胜者一方，而背弃失败的一方，这是“弃保效应”和“西瓜效应”产生的制度因素。政治权威的不对称，将会扩大且长期存在，这也解释了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制度因素。
另一个使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制度因素，那是它長久建立的制度，过去长期有效地促进朝野信息的交換及行动的调和。如果贸然建立新的政权制度，组织和利益结构就必須重建。因此，即使许多人对现有制度不满，但完全改变它却是不经济和不理性的行为，毕竟建立新制度的成本和不确定性，要比维持现有体制大很多。
因而，历史上“萧规曹随”常成為制度发展的自然路径，至于反对党成功改朝换代之后，新政府需不需要完整的替代模式，笔者简单用四个原则（执行矩阵的四个象标）作为制度变迁的决策准则：
（i） 大凡旧的于国于民皆有利的制度，就继承袭用，别瞎折腾，改变它们就是不经济和不理性的行为，这是政治智慧，别无事找麻烦。
（ii） 那些于国有利却于民不利的制度，要诊断找出问题的关键，如果查出只图私利却包装成国家利益，那就需要废除或纠正，还要追究相关责任，廓清政风；但与私利无关，却关乎国家长远利益，除了上下双向沟通谅解之外，为政者也要尽量照顾弱势群体，使其能与其他同胞齐头并进，而不是抛弃他们让其自生自灭。
（iii） 那些于国不利却于民有利的制度，那就要改革制度法律与时俱进，使其藏富于民，而不是与民争利。只有实现民富才能实现国强，北欧诸国即明例，这是建立更广泛的支持新政权和改革的力量。
（iv） 那些于国于民皆不利，只图利某人某家族或某政党，那就毫不迟疑根除导致政治非均衡的旧制度，这关乎新政府的合法性，也是人民让新政府执政的根基，别与旧政权同流合污，而且避免华而不实，换汤不换药的假改革。
如何新人新事新气象，这考验未来新政府的决心，魄力和制度变迁改革方式。
（b）社会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社会制度主义发展自社会学的组织理论，倾向更广义界定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和规范，还包括符号系统、认知模式(cognitive models)和道德模块(moral templates)的世界观 (worldview)，影响个体的偏好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这种界定认为不同社会有不同的价值，导致制度迥异，制度亦随社会变迁而变更。
对新加坡政治的启示：现有制度选择路径及形成过程，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最有效率，而应被视为文化习慣，类似许多社会设计的神话(myths)和仪式。
譬如说人民行动党的用人制度和哲学能持续，是由于普罗大众长期选择相信高薪养廉、用人唯贤的遴才、薪酬制度的价值，而掌权者往往拥有下列优势，影响大众的信念：(1) 掌权者拥有较多的资源，能影响大众传媒及社会化过程，但由于新媒体的介入，执政党这个传统优势正大幅减弱；(2) 掌权者欲推广的价值，通常有专业人员投入操作。(3)对精英的选择、宪法条款对后继者的限制、对领袖的神化历史，都间接影响大众。
可是当国民开始怀疑用人唯贤制度的公平性、有效性的功能，并有转向用人唯亲的方向倾斜时，它所长期设计的制度神话自然会破功。
（c）理性抉择制度主义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理性抉择制度主义分析路径，基本上延袭行为论的假设，源于对美国国会制度的行为研究，坚持把“理性人”作为分析起点。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rule of game)，用以型塑人们的互动行为，构成人类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行为。它认为人是自利（和自私有别）的理性人，会以成本与效益（benefit/cost）衡量，解释和预测个人行为及其利弊得失。
由于集体行动产生的囚徒困境，个体偏好极大化，未必产生最佳的集体结果。所谓遵守制度，并不是道德和义务使然，而是经过计算遵守制度符合自身利益，构成各个体的“策略背景”，可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收益水平，促使制度变更以求利益最大化的效果。
至于理性选择模式，能否合理解释政治行为与事件，有五个前提条件：
（i）行动者面临问题的可能选项有限，当选项极多或随意可创造出新选项时，理性抉择模式的预测解释力就会下降。
（ii）行动者很清楚抉择带来的成本和利益，而且两者差距很大，必须权衡利弊得失缓急。
（iii）行动者对抉择的目的及偏好排序很清楚，如果他同时有多重目的或偏好顺序不明，则理性抉择模型较难预测其行为规律。
（iv）如果行动者对环境整体的信息了解愈多，例如客观环境变化和玩家们的策略及偏好等信息，其行为愈可能符合理性抉择模型的预测。
（v）行动者能学习历史经验修正错误，而且竞争环境并没复杂到超出其认知能力范围之外。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关注所有行动者（玩家）的策略性互动，对于政治结果的决定性作用，超越传统理论利用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等结构性变量的解释，但在现实世界里，完全理性是不存在的。决策者收集信息时，除受主观心理因素影响，还受到时间、精神、财力的影响，所得信息就不是有系统且详尽，最终仅能实现有限理性。换句话说，政治行动者并非全知全能的效用极大化者(all-knowing rational maximizer)，大多数时候顶多算是“规则遵循的满意者”(satisficers)。
新制度主义关心个体面临集体行动时，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虽还没形成系论性、一致性的学术声明与主张，却矫正行为主义忽略制度的偏失。它提倡的质量并重的研究方法虽很精致，却使研究需要庞大的经费、人力、物力与精神，并非轻易能达标。它将所有成文与非成文的规则，都被列在分析框架内，无法解释现象的显著特性，需要化繁为简突出现象产生的关键因素。
依据“集体行动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定理，大多数行动者傾向当“搭顺风车者”（free
rider)。选举时，个别选民如果不愿意浪费他的选票，其行动全看如何預期其他选民的投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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