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演变
中国古代的政治研究，也兼有经验与思辨这两种方法论。具体的仁、礼、法、道、势、术、义利之辨、夷夏之防、君与臣、君与民等领域的研究，对世事、布政、伦理、纲常的研究，更多带有历史经验的特性，例如先秦诸子学说，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削藩策》、恒宽的《盐铁论》等。至于论证“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对政治起的作用，就具备思辨的特性。相对西方而言，中国更注重实用理性，导致政治研究没有发展成独立的学科，传统的方法论经历几千年不变，极少创新求变。
西方政治学方法论在历史演变中，同样地思辨和经验两类研究取向，贯穿着整个发展过程。古希腊大哲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善”的理念演绎理想的城邦制度，体现着思辨的方式；而他学生“西方政治学之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则是对100多个希腊城邦政制进行归纳、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他理想的城邦制度，体现了经验的方式。
随着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这两种研究取向，各自萌生众多不同层次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进入20世纪，政治学方法论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变革。
首次变革发生在上世纪20、30年代。当时的政治学者认为历史研究法，过于注重分析原始的历史文献，注重法律文件和正式的政治体制比较，因而有明显的局限性和滞后，难以解释复杂生动的政治现象。在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的方法得到提倡，它主张走出图书馆和历史档案室，到实际政治生活去体验政治变迁。同时，科学主义思潮也使它采用更严格的方法和程序促进政治学研究，鼓励多学科之间的渗透和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
第二次变革发生在二战后的5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产生，并迅速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显学。它强调纯科学、规则性、验证、技术、数量确定、价值中立、系统化和一体化，试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不仅能解释，而且能预测政治现象的学科。这些主张导致当代政治学，日益突出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寻求新的理论模式和方法。
资料是研究的内核，可以是新事实或新数据，也可以是旧数据的新组合或新处理。资料收集方式不外用量化或质化研究法。至于研究者最终选择何种方法，或两者兼用，那要视研究目的与需求情况而定，再设计一定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把研究对象的各项变量纳入理论框架中。
量化研究法：强调客观中立
19世纪以来，由法国哲学家孔德创立的“实证科学”兴起，强调人文学科应向自然科学看齐，研究者必须秉持客观中立的态度，采用逻辑与科学验证方法，解释过去与现在的政治经验及现象，还要能建立普遍适用的通则，预测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由于讲求将经验现象，化为重复检证的客观数据资料，故称为“量化研究法”（quantitative method）。
量化研究是微观政治学(micro politics)的主要方法论，探讨政治系统时从个体出发，以个别政治行动者（political actor）为基础，强调实证性之分析研究，其主要研究途径包括：社会心理研究途径（social-psychological approach）、精英研究途径（elite approach）、权力研究途径（power approach）、角色理论（role approach）、博弈理论（game theory）、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等。
量化研究法的工具性方法，包括统计分析、案例分析、实验研究、模拟研究、调查法、预测分析、内容分析、因素分析等，主要来自行为学、统计学、数学、运筹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用严格的规则收集、处理和分析有关政治现象的数据和资料，強调其代表性、抽样方法、测量、因果关系等的操作与分析过程，进而归纳出政治理论与学说，通过设定之关键变数指标，找出可比较的个案，减少这些个案之间的共通特质范围，再将可比较之个案予以极大化，用统计方法建立规则性及预测性。
研究过程：抽样 － 意见调查 － 统计 － 解释资料 － 建立模型或理论
量化研究的优点是将原本难以捉摸的概念，量化为可操作的变项，便于研究与分析，因此特别适用于大规模的民意调查。例如调查近来新加坡大学生的政治态度（立场与投票行为）。可将满意程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普通、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五个指标，再透过问卷调查收集抽样资料，再将收集的答卷，以1分至5分的数字输入电脑，透过统计软体分析得知结果。
量化研究虽然强调以客观中立的态度与科学方法，可是这样的研究方法，排除不可量化的资料，导致结果无法回答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也无法解答重大的规范性政治问题，例如台湾究竟采取何种宪政体制较佳（总统制、内阁制或双首长制）。此外，重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所处的情境、心理过程等的质化研究也不可偏废，这反映在資料的误差、无法保证访问的品质、封闭性的问卷题項，与谬误的因果关系等统计方法的缺陷。
质化研究法：强调分析与诠释
质化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指非统计程序或量化方法的任何类型研究，目的在于发现原始资料之间的概念（concepts）和关系（relationships），组织成理论性的解释架构（theoretical explanatory scheme）。透过所欲研究对象或现象的接触与观察，深入调查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与根源，以思辨方式演绎政治学说，诠释政治现象发生的情境与过程。该研究不强调中立客观，反而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焦点团体等方法，记录研究对象的生活情境，达到深入探索的目的。
质化研究是宏观政治学（macro politics）之主要方法论，研究焦点集中在政治的整体结构、观察和理解政治权力的配置。内容包括政治生活的秩序与整合、政治资源的动员与分配、政治制度的创新与演变等问题。
质化研究的主要研究途径有：团体研究途径（group approach）、系统理论功能分析（system theory and functional analysis）、政治文化研究途径（political cultural approach）、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s theory）、政治发展研究途径（political developmental approach）等。方法论源于人类学(田野记录)与社会学（导引式交谈、开放式问题、非正式性的探测），以及来自哲学、系统学、组织学、公共行政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
质化研究方法论的类型和资料收集方式有：（1）文化描述（description）: 采取俗民志（ethnography）方法论，以参与观察、访谈、文件分析为主。（2）现象理解（understanding）: 采取现象学（phenomenology）方法论，以深度访谈、生命故事访谈观察、文本分析为主。（3）意义诠释（interpretation）: 采取符号互动论（interactionism）与诠释学（hermeneutics）方法论，以非参与观察、文本分析、访谈为主。（4）理论建立（theory building）：采取札根理论（见注）方法论，资料收集以观察、访谈、文件、问卷调查为主。（5）批判行动（action）：资料收集以文本分析、生活访谈、观察多元方法（质性和量化）。（6）建构改变（change）：采取建构论（costructivism）或叙述（narratology）方法论，资料收集以叙事访谈、建构方格、观察多元方法（质性和量化）。
研究过程：知识背景 － 深入观察 － 资料理论化 － 修正原有理论（必要时）
譬如说，想了解中国大陆环保组织，研究者必须先了解大陆环保意识崛起与演进的背景，然后进入大陆实际采访环保组织社工，观察生活状况，以既有理论架构拆解分析实际访谈与观察所得，再对既有理论进行比对与修正。
当研究对象不可计量，质化研究能完整地呈现研究对象行动的原因、过程与背景的全貌，适用于深入较小领域如社区和组织，使用规范性主题，例如：选举对少数族裔是否是项合乎正义的参政途径。然而，研究者经常带有先入为主的理论架构，被质疑为不够公正或带有偏见，缺乏客观判断的准则，例如可信度、有效度的问题。
结论
总结而言，量化研究以简单的数字，形成数学模型或通则，清楚表达概念间的因果关系，有化繁为简的功效；但对于无法计量的独特情境与发生过程，则有赖于质化研究的方式，去取得资料再进行诠释，两者是可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地。
注：札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经由系统化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发展出暂时性验证过的理论，而不是先有理论再去证实；先有待研究的领域，然后由此萌生概念和理论，研究时将资料与既有理论进行比对，不符合处则可修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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