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卷入民主化运动的阿拉伯国家，都很难摆脱军队、宗教、美国“3A”政治的纠结和困扰。如何设计好能够宽容这三股力量的政治体制框架，一直是区域政治精英们所追求的目标，但往往事与愿违。 让我们以埃及为主例，分析这三股力量在该国的消涨：
庞大利益集团的军人政治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军人执政或干政，无论如何都不讨好。很多国家，比如巴基斯坦、缅甸和泰国，依靠军事独裁或政变上台的政治领袖，往往都愿意尽快地脱下军装，披上民选政治的外衣，以增强其执政的合法性，在埃及也是如此。
在中东国家，军队如何参与政治生活，可归类为四种模式：即伊朗模式、土耳其模式、阿尔及利亚和埃及模式。在伊朗，以最高精神领袖为代表的宗教力量，和以革命卫队为代表的军队之间是结盟的关系，是伊朗政局长期稳定的关键；在土耳其，军队是凯末尔主义的坚定捍卫者，是保障土耳其向世俗化方向前进的堡垒；在阿尔及利亚，当时穆斯林政党在首轮选举中获胜，军方宣布中止选举，阿尔及利亚进入内战，估计死亡人数在5万到20万之间。埃及的情况与伊朗、土耳其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但其未来倒是颇像1991年选举后的阿尔及利亚。
以埃及为例，1952年自由军官革命成功以来，埃及军队一直在埃及的政局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是实际的“造王者”（king-makers）。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三任总统，都是军人出身，虽然他们担任总统后，都改为文职身份，而且埃及军队也不直接控制政权，但历届总统都依赖军队提供稳定、权利和控制，他们也同时满足军队的利益和高级军官的特权。
特别是穆巴拉克时代，军队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独立性大大增强，拥有大量土地和公司企业，举凡苏伊士运河、大油气公司领导人，都是由退休军方将领出任，据估计，经济规模占全埃及的40％。
穆尔西掌权一周年之际，反抗他的人越来越多，不支持率超过60％，相对的，表面上严守中立的埃及军方，却有高达90%支持率，鼓励了军方的大胆干预。国防部长塞西（el－Sisi）“逼宫”后，再三否认他的做法是“军事政变”，不断强调军方要“远离政治”，还避嫌地把宪法法院院长，推上前台担任临时总统，让临时元首组织专家内阁；最后，塞西宣布暂停宪法时，身边环绕各宗教与反对党领袖，增加声明的正当性，避免再2011年间军方执政的狼狈经验。
但政变逼宫易，收拾政治残局难。现在没有孚众望的文人领袖，军方即使要短时间“还政于民”，退居幕后遥控已经不可能，埃及已经又回到纳赛尔时代军人政治的局面。2014年5月份，塞西将军当选埃及新总统。但是，这次选举受到穆斯林兄弟会的抵制，也受到抗议当局限制公民权利的自由派人士的抵制。
伊斯兰势力卷土重来
世俗政党在穆巴拉克时代长期受打压，势力非常弱小；新兴力量尚未形成明确的政治主张，也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因此除了军队之外，穆兄会成为当前埃及国内政坛的另一股主要力量。过去两者的斗争，军方占上风，穆兄会被埃及前面三任独裁者，认定为颠覆力量，所以一直是被追捕的对象。到穆巴拉克下台，军方还政于民，穆兄会的穆尔西当选，军方才受到压制。
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穆兄会，它之所以在政坛崛起，正是社会中穷人想通过选举，改变社会地位的结果。该团体虽然经历埃及世俗政治几十年的洗礼，但其伊斯兰道路指向始终未变。它的会徽是一本《古兰经》和两把刀。
穆兄会领导人穆尔西上台后，也试图向神权政治迈进，调整军方高层人事、重启被军方解散的议会、强化总统权力等等。去年8月12日，穆尔西挑战军方权威，强迫时任防长坦塔维退休，由军事情报局局长塞西接替，当时外界认为穆尔西已经掌握军权，结果大错特错，忽视了埃及军队是非常自主的体系。
当一意孤行的穆尔西，发现自己遴选的塞西将军，捅了自己最深一刀时，那种哭笑不得的悲壮心情，能对比的只有莎剧《凯撒》中，独裁者凯撒被元老院凶徒围攻时，发现自己好友兼养子布鲁图，也动了刀子时的遗言：“Et tu， Brute？ Then fall， Caesar.”（还有你，布鲁图？那么倒下吧，凯撒。）
穆兄会已经在埃及与当局斗争了一世纪，从地下打到地上，不会这么容易退让，一定会卷土重来，最坏的日子怕还没有降临埃及。在开罗，军警占上风，可是在开罗以外地区，或是其它落单的警察哨所，穆兄会群起围攻。
兄弟会眼前只有三个选择：（1）被迫妥协，加入镇压后的政治过程，但内部要求血债血还，这条路很难走下去。（2）继续抗争，更多的人上街闹事，以更多的牺牲，逼迫军方让步，坚持原来穆兄会所要求的，恢复穆尔西的职位，严惩镇压凶手。可是主要领导人不是被捕被判死刑，就是转入地下，动员并不容易。（3）走回老路，转入地下，以埃及圣战组织形式展开圣战。
美国
这次政变中的第三个隐而未现的要角，就是美国。埃及的民选政府，虽是美国的期望，但结果却是一个过度伊斯兰化的“代议”政府的出现。
美国最初的担忧不无道理，穆尔西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有步骤地破坏经济、肆意践踏妇女权益、迫害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等异教徒，还是30多年来，首位访问政教合一国家伊朗的埃及元首，成为美国奥巴马政府中东外交政策的最大败笔。
埃及与以色列1979年达成和平协议以来，美国一直是埃及军方的主要赞助方。在赶走了苏联顾问及淘汰所有苏制武器后，埃及军方全使用美式装备，美对埃及每年仅有2亿5千万的经援，却有15亿美元的军援，而埃及将领，几乎都是美国军校培养出来的，每年互访络绎不绝。作为自己的“头号金主”，埃及军方对美国的指示向来言听计从。2011年，正是美国的暗示下，军方高层倒戈，成为穆巴拉克倒台的关键。
美国为何要重金砸给埃及军队？说到底，还是为了美国自身的中东战略利益：首先是确保中东石油出口通道苏伊士运河的安全与价格的稳定；其次是维护重要盟友以色列的安全。作为中东的人口最多的伊斯兰国家，埃及也是以色列的重要邻国。过去的四次中东战争，埃及军队都是同以色列作战的主力之一。对以色列来说，稳住了埃及军队，就意味着安全有了一半的保障。
总结
修昔底德还认为：当小国内部发生冲突，为了寻求“真理”，不得不导入外力协助时，其最后的结局，总不外只剩下一空架子的“主义”(意识形态例如自由、国族、正义、教义等等)名目，整个国家却因憎恨而步入互残之途，这就是乌克兰的状况。由于各方过分相信力量，便会趋于盲目的冒险。民众们多半只因受了煽惑而行动，如此一来，盲目外加力量，一发不可收拾终至玉石俱焚。当暴力被唤醒，时间拖长，也越能引发暴力。
未来埃及政体最乐见的结果，莫过于它的菲律宾或韩国化，即通过各种各样的民主或非民主的手段，不断剥蚀军队或宗教团体的政治参与能力，然后再把它放到一个看似更民主的新程序中，进而实现各种势力的均衡和社会的和谐。而这还要看军方、穆兄会与美国，这三者间或明或暗的彼此互动和较劲。埃及未来最大的变量，还是在穆兄会的抉择，以及军方未来与穆兄会的互动，而美国的影响力却逐渐与日式微和边缘化。
这篇国家案例涉及自由、保守、民族、社会和原教旨主义等意识形态，就当作政治学笔记的“政治意识形态系列”的个案研究，我也刚更新它国内的事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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