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从公元前6世纪诞生第一个自然学派，经过近两百年的探讨，研究自然学的风气似乎走到了尽头。初期探讨的主轴是自然界的起源、性质与变化，主张宇宙无固定本源的以弗所学派（Ephesus
School）和反自然学的伊利亚学派（Eleatics School），使得自然学陷入争议，到原子论形成唯物论系统终告一段落。就当时对于世界的了解来说，他们已经达到自己的认知及想象的极限，即使现在看来都具有相当科学性，他们当时并无这种自觉，兴趣也开始从自然转到人，尝试说明人的灵魂与心智作用。
当米利都学派（Milesian
school）的阿纳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以“心智”说明万物的变动能如此井然有序时，许多穷究自然学遇到困境的哲学家认为，宇宙也许沒有客观的真理存在，或有客观的真理而人智不足以知之，那为何不专注于自身的幸福，以及行为处事的原理与规范。
诡辩学派的诞生
这一重大转折的根源，在于时代的巨变。公元前5世纪中期，希腊城邦林立，民主制度在古典时期迅速发展完善。各城邦在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社会风气方面，皆有明显的差异，传统宗教信仰渐受质疑，科学知识开始流行，理性思考的要求日益高涨。两次对波斯战争的胜利，使希腊人信心高涨，推行民主政治的雅典，迅速崛起成为全希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保证了公民享有政治自由的权利，市民们积极投身于各种公私事业，自由讨论的风气促使历史和思想的自觉。
其中有些见多识广的人，周游于古希腊城邦间，考察各邦传统习俗与法律，自以为看清真相把握真理，
便以雅典为活动中心，活跃希腊各主要城邦。他们授徒收取高额酬劳，传授修辞、演说、辩论、诉讼的“雄辩术”技能，和关于城邦治理和家政管理的知识。当时人称他们为“智者们”，名称的字源是“智慧”（Sophia）。
由于“哲学”原意即“爱智”，哲学家便是“爱智者”,中文译名不宜称为“智者学派”或“哲人学派”，应称为“诡辩学派”或“辩士学派”（sophists）。主要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和高尔加斯（Gorgias），其他辩士有：普罗狄科（Prodicus）、希庇亚斯（Hippias）、安提丰（Antiphon）、塞拉西马柯（Thrasymachus）、克里底亚（Critias）等。
如实而言，诡辩学派并非一个学派，由同时代几位作风相近的学者，各不相属又透射出同時代的风气，故后世以学派统称之。他们并无一致的观点，挑战当时希腊的宗教观与道德观，有明显的个人主观怀疑主义倾向，得出“正义”和“善”只是相对概念的结论。
这不影响诡辩学派始祖普罗泰戈拉在哲学史的地位，他曾说过：“人是万物的权衡”，宇宙间并无客观共识的真理，人类并未拥有绝对的知识，真理对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标准，一切认知都透过感官而来，只有感官知觉经验才真实，也充满主观和相对性，无法适用到别人身上。但他并非主张一切事情，都可以任意妄为，指出法令规范虽然没有是非对错，实际上仍具有效与否的差别，人们理应追求对城邦行之有效的准则，尊重好的传统规范，“既然没人是错的，那就应该遵守更为有效的”，看法跟恣意妄为的辩士们相反。
高尔加斯就比普罗泰戈拉的主张更极端，高氏的三项主张是：一、无物存在；二、虽有存在，也不可知；三、即使可知，也不可互相传授。他这种主张根本不承认有知识，认为世间没有绝对的善恶规范，连个人主观所得的真理标准也可一并取消，只凭流利的口才说服别人，那就是为善和真理。此后，辩士们善于玩弄修辞游戏、颠倒黑白、恣意妄为，以便让人在政坛和法庭取胜，留给后世的名声并不光彩，大哲苏格拉底（Socrates）乃乘时而兴。
诡辩学派在希腊哲学史中，代表着前期宇宙论时期的结束，与苏格拉底人事论時期之间的过渡阶段。从此，希腊哲学家不再专精致思于宇宙万物根源的问题，而转移其注意力于社会、政治等人事方面。
辩士与修辞学
今人眼中的修辞学，乃是一门演讲的艺术，包括立论和修饰词句，在古代并不局限于这个范围，包括文辞的修饰、正确的语法、铿锵的音韵、崇高的风格，词源学、语法学、音韵学、论辩术、演讲术都是修辞学的分支，是运用语言的专业技艺。
古希腊人认为，具备运用语言的技能是某人有无智慧的重要标志。正常人都会说话，但要在公众场合讲述自己的见解，就需要智慧。“做个好的演讲者和行动者，是荷马时代（Homeric Age，也叫英雄时代）以来每个希腊人的雄心。”在这个理想推动下，希腊人把握世界的过程中，发展认识客观世界的关键性工具－语言，提高自己运用语言的技能。
辨士们认为思想观点，不再是圣贤的独断、祭司的箴言和诗人的假象，而是通过人们的对话、交流和撞击。神灵、权威和传统的威慑力固然存在，但理性的证明更不容忽视。参与者在论辩时，不仅要有论断、论据和自家观点，还要让对方理解和信服，这一切都与修辞学相关。有智慧的人，就是能用语词准确地表述、论证自己思想，又能打动人心征服群众。
当城邦制度给市民们提供广阔的论辩场所，神谕式的布道再也不能征服听众的心灵，演讲辩论对任何有从政雄心的人，都是必需的技艺能力。如果其人被对手拉上法庭或诬蔑，而不知如何应答反击，那他如同遭到士兵攻击的赤手空拳的平民，根本不配从事政治工作。
适应这种社会需要，辩士们大力开展修辞学的研究和教学，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语词与实在的关系，语词（概念）的分类和组合，思考的重点是“正确使用名称”，类似中国儒家的“正名”，也是名家的中心论题。
“名称”在希腊文称“Onoma”，不仅指名词，也包括动词、形容词等各种词类。无论是一个语词、词组，乃至整个句子，都可当作名称处理。辩士们不仅在今人所谓“语言学”的范围内研究名称问题，也涉及如何正确运用语言，揭示事物的性质或本质，所以称他们为西方最早的语言哲学家亦不过分。他们对名称正确性的研究，实是辩证思维的起始，从而为希腊哲学奠定必要的基础。
除了名称的正确性问题，辩士们还研究运用语言的各种技能和方法，倡导并大力实践的运用逻辑思维，主要有反证法、论辩术和演讲术：
（1）反证法运用对立的命题进行论证，最先运用的是伊利亚学派的芝诺（Zeno）。辩士们的反证法，从形式看是逻辑证明法，从内容看是对现有范畴和概念的反思。他们的反思虽没达到本质和真理，还把对立矛盾看作彼此外在主观的体现，但毕竟将事物置于包含矛盾的相互关系，正是人类理性辩证思维发展的必经阶段（正－反－合）。
（2）论辩术是关于怎样发难、驳斥和提出命题。柏拉图（Plato）在《智者》篇说：“普罗泰戈拉是首位采用“苏格拉底式”讨论方法的人”。普氏最早进行论辩，写本论辩术的书，题为《论辩的技艺》。没有他们开创性的工作，就没有后来苏格拉底为理性的哲学思维，提供归纳与定义的方法，也不会有后继柏拉图发展研究哲学的“辩证方法论”思想，更遑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形式逻辑体系。
（3）演讲术是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的技能。据现有史料记载，著名辩士的演讲分为两类：一类是长篇大论，文情并茂，激动人心，把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类是即席作答，用精练锋利的语言，陷对方自乱阵脚。他们生活的时代，也是演说家叱咤风云的年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修昔底德（Thucydides）记载了雅典首席行政长官伯里克利（Pericles），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见附录），正是古希腊演讲术和政治思想的精品。
辩士的修辞学研究，意味着古希腊民族已经开始研究语词和概念，按照规律去正确思维的要求，为朴素辩证思维的形成奠定基础。从性质上看，他们的学说是种文化哲学，内容和方法论当然不同于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当然不会排斥经验观察，但最终目的是表述一个永恒性的系统原理解释宇宙万象。除了纯理论的思维，别无其他自由选择的途径，从一般原理推演出特殊的结论，即演绎法的方法论。而辩士们并不打算穷究事物的本原，试图在所有生活领域积累大量的知识和经验，从中引导出某些结论，主要是使用经验归纳方法论。
哲学家与辩士追求的目标也有所不同。对前者而言，探索真理就是目的，如果有学生的话，他们会试图使学生变成哲学家，然而这不是绝对必要，目的纯粹是为理想。而后者则不然，目的首先不是使学生成为辩士，只是给一般信徒具备某种可在生活应用的一般技艺，目的主要是为实践方面，非常功利主义。
辩士争呜的时代，可说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早发生的启蒙运动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开创者。他们发展修辞学，肯定理性思辨的重要性，引发对伦理学的深入探讨，提出许多有关人类社会关于人性、价值、人神关系，以及道德评价的新观念。 无论他们怎样思考人类的问题，仍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未能与物质做明确的区分，不足以说明两个问题：（1）自然界有无目的？（2）人的生命有无特定的价值？
西方哲学发展进入第二个时期，即“人事论时期”，研究重心从形上学转向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说：“这个时期，人们放弃对自然的研究，哲学家们把注意力，转向政治科学和人类美德的问题”。内容涉及政治、伦理、法律、宗教、教育、文学、史学等各个领域，导致原有哲学、宗教、伦理观念的变革，又促进语言学、逻辑学、修辞学等新学科的形成。
中华诡辩学派（或名家）的对比
中华诡辩学派（或名家）的对比
从全球视野看，与古希腊诡辩学派同时代的中华文明的名家，中心论题是所谓"名"（概念）和"实"（存在）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所以称"名家"，也称“辩者”、“察士”。《汉书·艺文志》载：“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
名家的代表人物，春秋末年的郑国大夫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刘向序《邓析书》）为名家先驱，最早提出“形明之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无厚论、两可说、循名责实论，对名家学派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也标志着先秦逻辑思想的萌芽。所以东汉史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邓析评为先秦名家第一人。
名家的代表人物，春秋末年的郑国大夫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刘向序《邓析书》）为名家先驱，最早提出“形明之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无厚论、两可说、循名责实论，对名家学派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也标志着先秦逻辑思想的萌芽。所以东汉史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邓析评为先秦名家第一人。
《邓析子．转辞》中记载邓析“正反相参”的思想，注意考察正反两方面的情况，不论是说话还是辩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能任意胡说，特别是辩论必须要遵循一定的标准。所以“两可说”虽不失为辨说的方法，但不可滥用，必须遵循“参以相平，转而相成”，即名实相互验证，对立双方互相转化的原则，正确判别是非的转化形式，这就是邓析“因之循礼”辨察方法的根本要求。
邓析与古希腊诡辩学派始祖普罗泰戈拉主张，人们理应追求对城邦行之有效的准则，尊重好的传统规范，可谓异曲同工。反而是邓析的“两可说”，后来被战国时期道家庄子片面发挥，导致了是非无定的诡辩论。
邓析与古希腊诡辩学派始祖普罗泰戈拉主张，人们理应追求对城邦行之有效的准则，尊重好的传统规范，可谓异曲同工。反而是邓析的“两可说”，后来被战国时期道家庄子片面发挥，导致了是非无定的诡辩论。
进入战国时代，
足以代表名家的先秦诸子学者，是赵国人公孙龙（约公元前325—前250年）。他最著名的命题是“白马非马”论，在逻辑学和认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发现了“一般”和“个别”的差异，但又过分夸大了这种差异。邓析和公孙龙分别代表名家的两个基本派别，按《吕氏春秋》的说法，名家的邓析是“言意相离”，而公孙龙则是“言心相离”（《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
注：据说公孙龙过关，关吏说："要过关，人是可以，但马不行。"公孙龙便说白马不是马啊，一番论证，说得关吏哑口无言，只好连人带马通通放过。那么，公孙龙是怎样论证的？首先，是从概念分析的角度来论证。“马”这个概念是指事物的形体；“白”这个概念是指事物的颜色。
而“形体”和“颜色”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白马”既指形体又指颜色，而“马”仅仅指“形体”。所以得出结论，“白马”不是“马”。其次，从概念运用的角度来论证，我们要找匹“马”骑，那么“黄马”、“黑马”都是要找的马；如果找匹“白马”骑，那么“黄马”、“黑马”都不是我们要找的马。如果“白马”是“马”的话，我们无论是要找匹“马”骑还是要找匹“白马”骑，那就应该“黄马”、“黑马”都可以，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这就充分证明了“白马”不是“马”。
在先秦学术界眼中，名家哲学就像是一场没完没了的“行为艺术”，怪论迭出，言不由衷，“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于乱世治平无宜，徒以巧言惑欺世人。中国古代学者讲究的是"经世致用"，因而名家的名实之辩，在战国时被人视为"诡辩"，汉后更成了绝学。其实，名家学说看似荒诞不经，往往是某个时代精神最深刻地反映，浮夸背后所谓言下之意、言外之心，恰恰才是名家对那些“不可言说之事”的真诚表达，这些不可言说之中的实质意义，又是我们极易忽略的现象。
直至
西学东渐后，中国学者才发现名家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类似西方形式的逻辑内容。
辩士学派无论东西方，也许可以服人之口，但无法服人之心。他们对许多问题常有一针见血的看法，但难以形成完整的系统，只是几位作风相近的同时代学者所组成，并无一致的观点，但都对当时传统的宗教观与道德观形成挑战。
辩士学派无论东西方，也许可以服人之口，但无法服人之心。他们对许多问题常有一针见血的看法，但难以形成完整的系统，只是几位作风相近的同时代学者所组成，并无一致的观点，但都对当时传统的宗教观与道德观形成挑战。
附录：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
首先我要说到我们的祖先。在这样的仪式上，回忆他们的作为，以表示对他们的敬意，是理所应当的。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的祖辈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世代承传，直到现在。正是由于他们的勇敢和美德，才保有了这个国家的自由。他们无疑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尤其值得歌颂的是我们的父辈，因为他们除了从祖辈继承来的土地之外，还用鲜血和汗水扩展了我们今天赖以生存的国土。今天在这里集会的人，绝大多数还正当盛年，然而我们已经在各方面使得我们国家更加强盛，并使得雅典成为无论在和平还是战时最为富足的城邦。我不想就你们熟悉的话题作一篇冗长的演说，所以我不谈我们取得霸业的一些军事行动，也不谈我们的父辈英勇地抵抗敌人的战役，无论这些敌人是来自蛮族还是希腊内部（指其他城邦）。我所要说的，首先是解释我们是如何取得今天的辉煌，我们的政治体系是什么，以及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特质，然后我将歌颂这些阵亡战士。我认为这样的演说，在目前情况下，是恰如其分的；同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在这里集会的全体，包括公民和外国人在内，都听到我想说的。
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邻近城邦那里模仿的。相反，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典范。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在解决私人争端时，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但同时，一个人出众的优秀也被社会所认可。选举一个人担任公职的标准是其才能，而不是由于其属于某一个特殊阶级。任何想要为国效力的人，都不会因为其社会地位的低下和贫穷而被拒之门外。不仅仅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和公开的，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自由的。我们不会对我们邻居做他自己喜好的事情而愤怒，甚至我们不会冷眼相向使对方难堪，尽管这样的方式并非直接指责对方。在私人生活中，我们是宽容和不冒犯别人的，但在社会事务中谨慎守法，因为这些法律都得到尊重。我们尊重权威和法律，从不做坏事。我们特别注重那些对于弱者提供保护的法律，以及那些给违法者以道义谴责的不成文的法律。
我还要说的是，我们比任何其它城邦，都更加注重劳作后的休闲。一年从头到尾，都有各种戏剧演出、体育比赛和宗教祭祀。我们的住宅漂亮且高雅，其赏心悦目消除了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城邦如此伟大，世界各地的各种产品都汇集于此，使得我们觉得享用外国的产品，就像我们本地的产品一样自然。
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我们敌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城邦向全世界开放。我们从来不制订旨在限制外国人在这里视听的法律，尽管他们可能窃取机密，使得我们的敌人得益。我们城邦的安全，并不仰仗于防务安排或秘密，而是依靠当国家召唤我们时，涌自我们内心的勇气。
就教育而言，我们的敌人让他们的孩子从幼小的年龄，开始进行苦役式的训练，以期望他们勇敢。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无拘无束，但是我们面对危险的准备方面，丝毫不逊色于他们。一个简单的证明是，当斯巴达人进攻我们时，他们从来不会独自前来，而总是要纠集起他们所有的同盟军。而我们攻击周围的城邦时，我们通常是靠自己的力量取胜，尽管我们是在敌人的土地上作战，而我们的敌人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没有任何敌人曾经和我们全部的军事力量交过手，这是因为我们主要关注海军，以及其它的陆地军事出击上。但是，如果我们的敌人和我们部分的军队交手时取得胜利，他们就会吹牛说打败了我们整支军队；如果他们被打败了，他们就会说是被我们整支军队打败的。因此，我们并不是靠严厉的纪律迫使我们直面危险，而是我们从容的自信。我们天然的勇敢，来自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来自于法律的迫使。我们并不成天准备迎接将来才可能发生的痛苦，但是当痛苦降临时，我们勇敢面对绝不比那些每天备战的人差。雅典应该为她具有这些品质得到景仰，也应该为她所具有的其它品质得到景仰。
我们爱好美丽，但没有因此而变得奢侈；我们崇尚心智，但没因此而变得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夸耀的本钱。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尽力摆脱贫穷。我们每一个人关心私事时，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事务的人，对于政治也很熟悉。我们认为，一个不参与城邦生活的人，不仅仅是个只顾自己的人，而且是个无用的人。我们公民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辩论，参与制订我们的政策。我们不认为讨论会延误行动，相反，我们相信，在大众的充分辩论之前就开始行动才是有害的。我们在行动前，具有独一无二的思考的力量，而另外一些人则由于无知而无所畏惧，一经细想就踌躇不前。最坚强的人，是那些完全理解生活中的丑恶和甜蜜，并且义无反顾地直面危险的人。
进而，在如何和别人相处的问题上，我们也不同于其他大多数人。我们结交朋友的方法是给他人以好处，而不是从他们那里得到好处。帮助其他人，使得我们成为更加有价值的朋友，因为这就使我们的友谊更可靠，因为我们要继续对他们表示好意，使受惠于我们的人永远感激我们。那些欠债于我们的人对友谊冷漠，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回报我们曾经给予他们的慷慨时，将不会被认为是我们将亏欠他们，而是他们在归还人情债。在这方面，我们是独特的。当我们真正给予他人以恩惠时，我们不是因为考虑我们的得失才这样做的，而是由于我们的慷慨，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做而后悔。
总之，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我们每个公民比别人更加独立自主的个体，在各个方面表现得无与伦比的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
这并不是在这个典礼上的自我吹嘘，而是真正以我们城邦的强大而证实的具体事实。而我们城邦的强大，正是上述优秀品质的结果。只有雅典，在遇到严峻考验时，可以证明她比其名声更为伟大。也只有雅典，入侵的敌人才不以战败为耻辱；受她统治的属民也不因统治者不够格而抱怨。正是由于这些对于我们的力量的无可争辩的证明和普遍的认可，我们成为人类今天的奇葩，也同样会是后世的赞叹。我们不需要荷马的歌颂，也不需要任何人的赞美，因为他们的赞颂尽管可以使我们欣喜一时，但是这些表达并不足以代表我们真正的成就。我们的探险精神，使得我们可以进入海洋和陆地的每个角落，我们所到之处都树立了永恒，对于我们的敌人给予痛击和对于我们的朋友给予慷慨的记忆丰碑。
这就是这些烈士为她英勇而战、慷慨而死的城邦。不言而喻，我们每个幸存的人都将为了雅典而继续他们未竟的辛劳。
正因如此，我说了这么多话来讨论我们的城邦，因为我要很清楚地说明，我们所捍卫的远远高于其他那些不享有我们特权的人。同时，我也给予了清晰的事实证明我的赞颂。
对于他们歌颂的最重要的部分，我已经说完。我已经歌颂我们的城邦。是这些烈士和那些类似他们的人的英雄业绩和辉煌成就，造就了我们的城邦。能够像雅典这样得到如此赞美而不过奖的城邦，在全希腊也是凤毛麟角。
他们的献身，证明了他们非凡的英雄气概，不仅仅在开始的勇敢，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勇敢在最后的关头也毫不动摇。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是有缺点，但我们所应当记着的是他们抵抗敌人和捍卫祖国的英勇行为。他们的优点抵消了他们的缺点，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多于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的缺憾。
他们这些人中间，没有人因为想继续享受他们的财富而变为懦夫，也没有人苟且偷生以期日后脱离贫困获得富裕。他们要严惩敌人，而不是别的，他们把面临这样的艰难险阻，当作无上的光荣。他们责无旁贷，把自己的利益置之度外，坚定地打击了敌人。尽管成败不可预知，他们只能让希望女神去决定。但是付诸行动时，在真正的战斗中，他们相信自己。他们宁可坚守战斗到死，而不是逃脱放弃而生。他们的确解脱了，他们解脱的是任何有损荣誉的指责。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战斗中顶天立地，用他们的生命的顶峰，完成了他们的职责，没有恐惧，只有无上的荣光。
他们的行为无愧于他们的城邦。我们这些尚还生存的人们，因此可以期望更加安全的生活，但是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敌人，展现我们具备和烈士一样的勇气。我们必须理解具备这种勇气的好处，不仅仅是以演讲者的言辞和我们众所周知的故事，而是从击溃敌人可给我们带来的所有利益来考虑。你们应该每天瞩目雅典的伟大从而成为她的忠实爱国者。当她的伟大激励你的时候，再反省和深思，所有的这些都是由这样一些人取得的：那些勇敢的人，那些有责任心的人，那些有高尚情操的人，那些把失败当作耻辱的人，那些不幸失败但不失美德，而毫不犹豫奉献生命的人。他们为了国家和大众贡献了他们的生命，至于他们自己，则获得了与世长存的赞美和独一无二的墓冢——不是现在他们遗体所在的坟墓，而是他们在我们心中的永恒记忆，在将来重大决策和行动中对我们的不断感召。对于这样具有英名的烈士，他们的墓冢是整个世界。纪念他们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墓碑上的镌刻，同时也是所有海内外那些牢记他们的心灵。
他们应该是你们的榜样。请牢记：只有自由，才能幸福；只有勇敢，才能自由。因此，绝不要过低估计战争的危险。那些不幸的和没有指望的人，并不比幸福和充满希望的人更加敢于用生命争取胜利，因为失败对于后者意味着所有的丧失，而幸存只是苦难的开始。对于一个自尊的人来说，来自怯懦的侮辱，远比在全神贯注为希望战斗时，不知不觉到来的死亡更痛苦。
因此，我不应该和这些烈士的父母一起悲伤，而是应该安慰他们。他们知道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兴衰变迁的世界。这些烈士的光荣献身和我们的深切哀悼是一件幸事，他们的生命由于死亡和幸福同时到来而更加完整。我知道很难让你们确信这点，因为你们将在看到尚且健在的人们的幸福时，勾起你们的对于和过世者曾经共享幸福时光的回忆。真正的悲伤并不来自丢失那些从未经历过的幸福，而是来自那些曾经熟悉但却永远逝去的往事。如果你还在盛年，你应该找到继续生儿育女的希望。这些新的孩子并不会让你忘记那些逝去的人，但是他们会给予我们的城邦更大的帮助，避免她荒无人烟，使得她更加安全。一个自己的孩子并没面临这样生命危险的人，他的忠告是苍白的。但是对于那些已经不再年轻的人，我希望你们回顾你们曾经幸福的大半生，并且庆幸痛苦的日子也不会很久了。让你们儿子的英名振奋你们的精神。对于荣誉的热爱是唯一永不衰老的感情。当一个人衰老和无用时，使得他们欣慰和幸福的不是财富，而是荣誉。
而对于那些今天在这里的烈士的儿子或兄弟们，我觉得只有和他们一样奋斗，才是你们应该做的。每个人都自发地赞美那些逝去的人，超越他们的英勇是难以做到，甚至难以接近的事情。如果说在他们生前对他们还有妒忌的话，他们的逝去使得这样的妒忌不复存在，他们受到的尊敬和荣誉没有任何参杂。
我也应该对那些今后成为寡妇的人，讲一些妇道美德。我只说简短的忠告。你们最大的光荣是不要让自己表现得比自然赋予你们的更弱，并且，不要让男人以任何理由议论你们，无论是由于好还是坏。
我已经依照法律上的要求，说了我所应当说的话。对于烈士我们已经做了祭献，将来他们的儿女们将由公费抚养，直到他们成年。这是有力的奖励，和花环一起，雅典加冕她的儿子们，无论是过世的还是幸存的，作为他们经得住考验的酬谢。凡是对于美德奖赏最大的地方，最优秀的公民就会涌现。
你们对于阵亡者已经进行了哀悼。现在，你们可以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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