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洲人还处于蛮荒时代，部落习惯法早已在非洲广为流传。这些非洲部落多没文字，其习惯法靠“口耳”相传，共同特征如土地公有、强调集体观念，对外共享权利、承担义务，诸法合一，民刑不分。刑罚的目的不只是惩罚犯人，主要为补偿受害者，将犯人破坏的社会关系，尽可能回复到之前的状态；遇到纠纷，主张以和解方式解决，强调万事以和为贵。他们崇拜祖先和神灵，遇到难断案件的情况，往往采取神灵裁判。
埃及法最初沿用上述不成文的习惯法，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习惯口述法逐渐转变为成文法。古埃及的第一位成文立法者就是定都孟菲斯的法老美尼斯，后来由于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相继入侵与统治，古埃及法的独立发展自公元前6世纪起就中断。
古埃及法不仅具有古代法的一般特征，也具有神权法和法老式的专制色彩。可惜古埃及时代的法律，多以莎纸草为载体，不易耐久保留。目前我们只能通过考古资料、古代文献的相关记述，一窥其法系的轮廓与内容。从考古发现的铭文和纸草书中，辨认出诸如法老的敕令、判决记录、契约、遗嘱、继承、账目等法律文献（约公元前2500年），当时的民事和刑事诉讼都已达到一定的规模。
根据古希腊历史学者狄奥多罗斯（Diodarus Siculus），在《历史丛书》的首卷埃及篇的记载，美尼斯是古埃及第一位立法者。当时的法律已经涉及阶级关系、政治制度、民法、刑法等基本内容。法律规定，违反宗教祭祀规则，捕杀祭天的禽兽，不遵守“天书”设定的医疗章程（类似现代的专业道德准则）等，都是犯了重大的刑事责任。到了新王国时代，为了以法律形式确认奴隶制统治秩序，拉美西斯二世颁布军规和以出身、职业及特权作为区别依据的“种姓制法律”。
第一中间期（公元前2181 - 2055年）的法官尼法.玛阿特（Nefer-maat）的石灰岩石碑
早期埃及，还保留不少母系社会残余，妇女是“家庭的统治者”，在法律上同男子一样享有全权，婚姻主要实行一夫一妻制。直到第五王朝，夫权伸张，纳妾才不违法。至于婚约，妇女以自己名义与男方订立婚约，女方有权保留自己的财产，丈夫有义务提供妻子生活所需。离婚完全自由，但须通过司法判决宣告。妻子离婚后，通常会得到一笔高额补偿金，所有婚生子女保有继承父亲财产的权利。
古埃及妇女石像（收藏在维也纳博物馆）
子女也享有充分的独立权，可自由支配个人财产，他们不论男女长幼，一律享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这点与古代中国和北欧的“嫡长子继承权”迥然不同。当时，遗嘱继承法已经在埃及出现：规定在保障法定继承前提下，可将部分财产适用于遗嘱继承。无论那种继承方式均得依法进行，并通过官署登记备案，这些分配和程序原则，都为后世西方律法吸收和采纳。
随着古埃及城市经济的繁荣，出现多种契约形式，广泛应用于土地买卖、借贷、租赁、合伙等经济活动，其中最流行的是借贷契约，而且主要是关于金钱和谷物。至于土地买卖契约，更须遵循严格的程序：付清钱款、卖方保证不得有第三者的土地索取权、买主开始占有土地。这三道手续须在法院办理，并在土地登记簿上完成过户手续，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自买方实际占有土地开始生效。
法院书记官的造型（收藏于维也纳博物馆）
公元前8世纪左右，古埃及颁布《博克贺利斯（Bocchoris）法典》，整部法典共分8部40卷。在这之前，古埃及曾长期规定，当事人签订债务契约，必须在祭司和官吏面前庄严宣誓，可以以本人或亲属的人身、木乃伊作为抵押和担保。这个形式直到这部法典出世，才废除债务奴役制，签约时也不必通过宗教仪式。除此之外，法典还限定利率，禁止债权人擅自夺取债务人财产，特别是耕畜和农具等生产用具，但法老和祭师不受限于法典。
除了法老颁布的法律外，宰相和其他高级行政官员发布的政令，也同样在法律上生效，使司法权不为祭司垄断。埃及也开始建立比较系统化的法院体系，在中央法院下分设6大地区法院，由法老委任大法官领导。这些法官既兼任地方行政官员，同时还是高级僧侣，但法老拥有最高司法权，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制。司法诉讼程序较完备，庭审一般采用对抗制，原告有责任向法院提出起诉理由，如果法庭认可原告论点，就传讯被告到庭受审。
中王国时期第12王朝法老阿门内姆哈特三世（Amenemhet III）的玄武岩雕像
法庭案件一般经过审理、答辩、辩论、举证等法定程序，原告可在诉状中，就犯罪人应处刑罚及赔偿数额等问题表明意见。法官宣判时，不必说明理由，只要将挂在自己颈上的真理牌，向某当事人的额头一贴，即表示此人胜诉。司法证据主要有：证人证言、宣誓、勘验结果和拷讯所获供词。
刑罚种类繁多，有死刑和残害肢体刑（内容有割手、割鼻、割舌、割耳、割生殖器等）的特点，此外还有劳役、监禁及凌辱刑（例如把犯罪人绑在行刑架上游街示众）。血亲复仇已被明文禁止，尚无赎罪金的形式。刑事罪中最严重是国事罪，不仅处死后将其尸体抛入河中，而且还实行株连。对欺诈、盗窃、伪造印章和货币、私制度量衡的犯罪，处以损害肢体的肉体刑。对违反誓言、杀人、诬告，处以死刑。对杀父的忤逆罪犯，处以凌迟或火刑。
《博克贺利斯法典》被后世誉为古埃及最重要的法律典籍。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提到，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执政官梭伦（Solon）进行法律改革时，曾考察参照古埃及的法律制度，很多内容取自这部法典。以至他在其著作《历史》第二卷中，对古埃及文明给予高度评价：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如此多到令人惊异的事物，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
古埃及法系虽已湮灭在历史长河，但作为人类最早的法律文明体系之一，仍然在世界法律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从希腊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学说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仍可看出其对希腊法律的影响。如果详细比较内容，会发现它与古希腊、希伯来、罗马，在有关财产、经济、婚姻、继承等方面的规定，都有惊人的一致性。
法院书记官的造型（收藏于雅典考古历史博物馆）
埃及的海洋法系，与其他古文明的大陆法系相比较，为何会有诸多的不同呢？
其实，人类社会结构刚开始时，全都必然建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不同的是，传统东方的血缘联结作用不断巩固，甚至影响至今，而在西方早在古埃及时代就被打破。两者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法国启蒙思想家兼法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 ），在《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一书中，解释不同法律文化制度形成因素时，就提到：“气候和地形决定各自的命运”。
无论是古巴比伦、印度还是中国，天然都具备大一统的思想，最终为打破血缘封闭，形成至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制的政体，迅速控制土地资源，有效的实现对平民的控制，使其紧紧依附于土地，进而借助法律确认这种等级依附关系，以巩固利益分配格局和政权体系。
相对比之下，古埃及、希腊、罗马帝国，大多山川相隔、边临大海，不利于大规模农业的展开，迫使居民积极对外贸易和征伐四方，使私权成为可能，逐渐打破血缘依附关系，适应和尊重商品贸易的法权要求。地理因素的自然选择，诱导海洋和大陆这两大法律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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