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从公元前6世纪诞生第一个自然学派，经过近两百年的探讨，研究自然学的风气似乎走到了尽头。初期探讨的主轴是自然界的起源、性质与变化，主张宇宙无固定本源的以弗所学派（Ephesus
School）和反自然学的伊利亚学派（Eleatics School），使得自然学陷入争议，到原子论形成唯物论系统终告一段落。就当时对于世界的了解来说，他们已经达到自己的认知及想象的极限，即使现在看来都具有相当科学性，他们当时并无这种自觉，兴趣也开始从自然转到人，尝试说明人的灵魂与心智作用。
当米利都学派（Milesian
school）的阿纳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以“心智”说明万物的变动能如此井然有序时，许多穷究自然学遇到困境的哲学家认为，宇宙也许沒有客观的真理存在，或有客观的真理而人智不足以知之，那为何不专注于自身的幸福，以及行为处事的原理与规范。
诡辩学派的诞生
这一重大转折的根源，在于时代的巨变。公元前5世纪中期，希腊城邦林立，民主制度在古典时期迅速发展完善。各城邦在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社会风气方面，皆有明显的差异，传统宗教信仰渐受质疑，科学知识开始流行，理性思考的要求日益高涨。两次对波斯战争的胜利，使希腊人信心高涨，推行民主政治的雅典，迅速崛起成为全希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保证了公民享有政治自由的权利，市民们积极投身于各种公私事业，自由讨论的风气促使历史和思想的自觉。
其中有些见多识广的人，周游于古希腊城邦间，考察各邦传统习俗与法律，自以为看清真相把握真理，
便以雅典为活动中心，活跃希腊各主要城邦。他们授徒收取高额酬劳，传授修辞、演说、辩论、诉讼的“雄辩术”技能，和关于城邦治理和家政管理的知识。当时人称他们为“智者们”，名称的字源是“智慧”（Sophia）。
由于“哲学”原意即“爱智”，哲学家便是“爱智者”,中文译名不宜称为“智者学派”或“哲人学派”，应称为“诡辩学派”或“辩士学派”（sophists）。主要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和高尔加斯（Gorgias），其他辩士有：普罗狄科（Prodicus）、希庇亚斯（Hippias）、安提丰（Antiphon）、塞拉西马柯（Thrasymachus）、克里底亚（Critias）等。
如实而言，诡辩学派并非一个学派，由同时代几位作风相近的学者，各不相属又透射出同時代的风气，故后世以学派统称之。他们并无一致的观点，挑战当时希腊的宗教观与道德观，有明显的个人主观怀疑主义倾向，得出“正义”和“善”只是相对概念的结论。
这不影响诡辩学派始祖普罗泰戈拉在哲学史的地位，他曾说过：“人是万物的权衡”，宇宙间并无客观共识的真理，人类并未拥有绝对的知识，真理对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标准，一切认知都透过感官而来，只有感官知觉经验才真实，也充满主观和相对性，无法适用到别人身上。但他并非主张一切事情，都可以任意妄为，指出法令规范虽然没有是非对错，实际上仍具有效与否的差别，人们理应追求对城邦行之有效的准则，尊重好的传统规范，“既然没人是错的，那就应该遵守更为有效的”，看法跟恣意妄为的辩士们相反。
高尔加斯就比普罗泰戈拉的主张更极端，高氏的三项主张是：一、无物存在；二、虽有存在，也不可知；三、即使可知，也不可互相传授。他这种主张根本不承认有知识，认为世间没有绝对的善恶规范，连个人主观所得的真理标准也可一并取消，只凭流利的口才说服别人，那就是为善和真理。此后，辩士们善于玩弄修辞游戏、颠倒黑白、恣意妄为，以便让人在政坛和法庭取胜，留给后世的名声并不光彩，大哲苏格拉底（Socrates）乃乘时而兴。
诡辩学派在希腊哲学史中，代表着前期宇宙论时期的结束，与苏格拉底人事论時期之间的过渡阶段。从此，希腊哲学家不再专精致思于宇宙万物根源的问题，而转移其注意力于社会、政治等人事方面。
辩士与修辞学
今人眼中的修辞学，乃是一门演讲的艺术，包括立论和修饰词句，在古代并不局限于这个范围，包括文辞的修饰、正确的语法、铿锵的音韵、崇高的风格，词源学、语法学、音韵学、论辩术、演讲术都是修辞学的分支，是运用语言的专业技艺。
古希腊人认为，具备运用语言的技能是某人有无智慧的重要标志。正常人都会说话，但要在公众场合讲述自己的见解，就需要智慧。“做个好的演讲者和行动者，是荷马时代（Homeric Age，也叫英雄时代）以来每个希腊人的雄心。”在这个理想推动下，希腊人把握世界的过程中，发展认识客观世界的关键性工具－语言，提高自己运用语言的技能。
辨士们认为思想观点，不再是圣贤的独断、祭司的箴言和诗人的假象，而是通过人们的对话、交流和撞击。神灵、权威和传统的威慑力固然存在，但理性的证明更不容忽视。参与者在论辩时，不仅要有论断、论据和自家观点，还要让对方理解和信服，这一切都与修辞学相关。有智慧的人，就是能用语词准确地表述、论证自己思想，又能打动人心征服群众。
当城邦制度给市民们提供广阔的论辩场所，神谕式的布道再也不能征服听众的心灵，演讲辩论对任何有从政雄心的人，都是必需的技艺能力。如果其人被对手拉上法庭或诬蔑，而不知如何应答反击，那他如同遭到士兵攻击的赤手空拳的平民，根本不配从事政治工作。
适应这种社会需要，辩士们大力开展修辞学的研究和教学，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语词与实在的关系，语词（概念）的分类和组合，思考的重点是“正确使用名称”，类似中国儒家的“正名”，也是名家的中心论题。
“名称”在希腊文称“Onoma”，不仅指名词，也包括动词、形容词等各种词类。无论是一个语词、词组，乃至整个句子，都可当作名称处理。辩士们不仅在今人所谓“语言学”的范围内研究名称问题，也涉及如何正确运用语言，揭示事物的性质或本质，所以称他们为西方最早的语言哲学家亦不过分。他们对名称正确性的研究，实是辩证思维的起始，从而为希腊哲学奠定必要的基础。
除了名称的正确性问题，辩士们还研究运用语言的各种技能和方法，倡导并大力实践的运用逻辑思维，主要有反证法、论辩术和演讲术：
（1）反证法运用对立的命题进行论证，最先运用的是伊利亚学派的芝诺（Zeno）。辩士们的反证法，从形式看是逻辑证明法，从内容看是对现有范畴和概念的反思。他们的反思虽没达到本质和真理，还把对立矛盾看作彼此外在主观的体现，但毕竟将事物置于包含矛盾的相互关系，正是人类理性辩证思维发展的必经阶段（正－反－合）。
（2）论辩术是关于怎样发难、驳斥和提出命题。柏拉图（Plato）在《智者》篇说：“普罗泰戈拉是首位采用“苏格拉底式”讨论方法的人”。普氏最早进行论辩，写本论辩术的书，题为《论辩的技艺》。没有他们开创性的工作，就没有后来苏格拉底为理性的哲学思维，提供归纳与定义的方法，也不会有后继柏拉图发展研究哲学的“辩证方法论”思想，更遑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形式逻辑体系。
（3）演讲术是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的技能。据现有史料记载，著名辩士的演讲分为两类：一类是长篇大论，文情并茂，激动人心，把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类是即席作答，用精练锋利的语言，陷对方自乱阵脚。他们生活的时代，也是演说家叱咤风云的年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修昔底德（Thucydides）记载了雅典首席行政长官伯里克利（Pericles），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见附录），正是古希腊演讲术和政治思想的精品。
辩士的修辞学研究，意味着古希腊民族已经开始研究语词和概念，按照规律去正确思维的要求，为朴素辩证思维的形成奠定基础。从性质上看，他们的学说是种文化哲学，内容和方法论当然不同于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当然不会排斥经验观察，但最终目的是表述一个永恒性的系统原理解释宇宙万象。除了纯理论的思维，别无其他自由选择的途径，从一般原理推演出特殊的结论，即演绎法的方法论。而辩士们并不打算穷究事物的本原，试图在所有生活领域积累大量的知识和经验，从中引导出某些结论，主要是使用经验归纳方法论。
哲学家与辩士追求的目标也有所不同。对前者而言，探索真理就是目的，如果有学生的话，他们会试图使学生变成哲学家，然而这不是绝对必要，目的纯粹是为理想。而后者则不然，目的首先不是使学生成为辩士，只是给一般信徒具备某种可在生活应用的一般技艺，目的主要是为实践方面，非常功利主义。
辩士争呜的时代，可说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早发生的启蒙运动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开创者。他们发展修辞学，肯定理性思辨的重要性，引发对伦理学的深入探讨，提出许多有关人类社会关于人性、价值、人神关系，以及道德评价的新观念。 无论他们怎样思考人类的问题，仍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未能与物质做明确的区分，不足以说明两个问题：（1）自然界有无目的？（2）人的生命有无特定的价值？
西方哲学发展进入第二个时期，即“人事论时期”，研究重心从形上学转向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说：“这个时期，人们放弃对自然的研究，哲学家们把注意力，转向政治科学和人类美德的问题”。内容涉及政治、伦理、法律、宗教、教育、文学、史学等各个领域，导致原有哲学、宗教、伦理观念的变革，又促进语言学、逻辑学、修辞学等新学科的形成。
中华诡辩学派（或名家）的对比
从全球视野看，与古希腊诡辩学派同时代的中华文明的名家，中心论题是所谓"名"（概念）和"实"（存在）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所以称"名家"，也称“辩者”、“察士”。《汉书·艺文志》载：“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
名家的代表人物，春秋末年的郑国大夫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刘向序《邓析书》）为名家先驱，最早提出“形明之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无厚论、两可说、循名责实论，对名家学派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也标志着先秦逻辑思想的萌芽。所以东汉史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邓析评为先秦名家第一人。
《邓析子．转辞》中记载邓析“正反相参”的思想，注意考察正反两方面的情况，不论是说话还是辩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能任意胡说，特别是辩论必须要遵循一定的标准。所以“两可说”虽不失为辨说的方法，但不可滥用，必须遵循“参以相平，转而相成”，即名实相互验证，对立双方互相转化的原则，正确判别是非的转化形式，这就是邓析“因之循礼”辨察方法的根本要求。
邓析与古希腊诡辩学派始祖普罗泰戈拉主张，人们理应追求对城邦行之有效的准则，尊重好的传统规范，可谓异曲同工。反而是邓析的“两可说”，后来被战国时期道家庄子片面发挥，导致了是非无定的诡辩论。
进入战国时代，
足以代表名家的先秦诸子学者，是赵国人公孙龙（约公元前325—前250年）。他最著名的命题是“白马非马”论，在逻辑学和认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发现了“一般”和“个别”的差异，但又过分夸大了这种差异。邓析和公孙龙分别代表名家的两个基本派别，按《吕氏春秋》的说法，名家的邓析是“言意相离”，而公孙龙则是“言心相离”（《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
注：据说公孙龙过关，关吏说："要过关，人是可以，但马不行。"公孙龙便说白马不是马啊，一番论证，说得关吏哑口无言，只好连人带马通通放过。那么，公孙龙是怎样论证的？首先，是从概念分析的角度来论证。“马”这个概念是指事物的形体；“白”这个概念是指事物的颜色。
而“形体”和“颜色”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白马”既指形体又指颜色，而“马”仅仅指“形体”。所以得出结论，“白马”不是“马”。其次，从概念运用的角度来论证，我们要找匹“马”骑，那么“黄马”、“黑马”都是要找的马；如果找匹“白马”骑，那么“黄马”、“黑马”都不是我们要找的马。如果“白马”是“马”的话，我们无论是要找匹“马”骑还是要找匹“白马”骑，那就应该“黄马”、“黑马”都可以，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这就充分证明了“白马”不是“马”。
在先秦学术界眼中，名家哲学就像是一场没完没了的“行为艺术”，怪论迭出，言不由衷，“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于乱世治平无宜，徒以巧言惑欺世人。中国古代学者讲究的是"经世致用"，因而名家的名实之辩，在战国时被人视为"诡辩"，汉后更成了绝学。其实，名家学说看似荒诞不经，往往是某个时代精神最深刻地反映，浮夸背后所谓言下之意、言外之心，恰恰才是名家对那些“不可言说之事”的真诚表达，这些不可言说之中的实质意义，又是我们极易忽略的现象。
直至
西学东渐后，中国学者才发现名家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类似西方形式的逻辑内容。
辩士学派无论东西方，也许可以服人之口，但无法服人之心。他们对许多问题常有一针见血的看法，但难以形成完整的系统，只是几位作风相近的同时代学者所组成，并无一致的观点，但都对当时传统的宗教观与道德观形成挑战。
附录：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讲
过去许多在此地讲演过的人，赞扬我们在葬礼上发表悼词这种习惯。他们觉得，用悼词给予阵亡将士以荣誉是种恰当的方式。在我看来，我们举行的葬礼形式本身，已经充分表达了我们对于这些在战场上用勇敢的行为，带给我们光荣的人们之尊敬。你们刚刚看到国家在这个葬礼中，表达对他们的深深敬意。我们相信，这些将士的英雄气概，绝不应该由一个人的演说词好坏而增减一分。说得恰到好处是很难做到的，甚至即便中庸，也未必使大家感到完全真实。那些熟知死者的可能会觉得我说得不够；那些不了解死者的却可能在听到这些超越他能力的事情后觉得是夸张。人们总是有这样的倾向，即在他们听到那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时还可以接受，否则，他们就会妒忌和怀疑。尽管如此，由于我们的父辈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习惯，那么我也必须按照这样的习惯和法律，尽我所能满足听众的希冀和信念。
首先我要说到我们的祖先。在这样的仪式上，回忆他们的作为，以表示对他们的敬意，是理所应当的。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的祖辈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世代承传，直到现在。正是由于他们的勇敢和美德，才保有了这个国家的自由。他们无疑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尤其值得歌颂的是我们的父辈，因为他们除了从祖辈继承来的土地之外，还用鲜血和汗水扩展了我们今天赖以生存的国土。今天在这里集会的人，绝大多数还正当盛年，然而我们已经在各方面使得我们国家更加强盛，并使得雅典成为无论在和平还是战时最为富足的城邦。我不想就你们熟悉的话题作一篇冗长的演说，所以我不谈我们取得霸业的一些军事行动，也不谈我们的父辈英勇地抵抗敌人的战役，无论这些敌人是来自蛮族还是希腊内部（指其他城邦）。我所要说的，首先是解释我们是如何取得今天的辉煌，我们的政治体系是什么，以及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特质，然后我将歌颂这些阵亡战士。我认为这样的演说，在目前情况下，是恰如其分的；同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在这里集会的全体，包括公民和外国人在内，都听到我想说的。
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邻近城邦那里模仿的。相反，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典范。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在解决私人争端时，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但同时，一个人出众的优秀也被社会所认可。选举一个人担任公职的标准是其才能，而不是由于其属于某一个特殊阶级。任何想要为国效力的人，都不会因为其社会地位的低下和贫穷而被拒之门外。不仅仅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和公开的，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自由的。我们不会对我们邻居做他自己喜好的事情而愤怒，甚至我们不会冷眼相向使对方难堪，尽管这样的方式并非直接指责对方。在私人生活中，我们是宽容和不冒犯别人的，但在社会事务中谨慎守法，因为这些法律都得到尊重。我们尊重权威和法律，从不做坏事。我们特别注重那些对于弱者提供保护的法律，以及那些给违法者以道义谴责的不成文的法律。
我还要说的是，我们比任何其它城邦，都更加注重劳作后的休闲。一年从头到尾，都有各种戏剧演出、体育比赛和宗教祭祀。我们的住宅漂亮且高雅，其赏心悦目消除了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城邦如此伟大，世界各地的各种产品都汇集于此，使得我们觉得享用外国的产品，就像我们本地的产品一样自然。
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我们敌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城邦向全世界开放。我们从来不制订旨在限制外国人在这里视听的法律，尽管他们可能窃取机密，使得我们的敌人得益。我们城邦的安全，并不仰仗于防务安排或秘密，而是依靠当国家召唤我们时，涌自我们内心的勇气。
就教育而言，我们的敌人让他们的孩子从幼小的年龄，开始进行苦役式的训练，以期望他们勇敢。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无拘无束，但是我们面对危险的准备方面，丝毫不逊色于他们。一个简单的证明是，当斯巴达人进攻我们时，他们从来不会独自前来，而总是要纠集起他们所有的同盟军。而我们攻击周围的城邦时，我们通常是靠自己的力量取胜，尽管我们是在敌人的土地上作战，而我们的敌人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没有任何敌人曾经和我们全部的军事力量交过手，这是因为我们主要关注海军，以及其它的陆地军事出击上。但是，如果我们的敌人和我们部分的军队交手时取得胜利，他们就会吹牛说打败了我们整支军队；如果他们被打败了，他们就会说是被我们整支军队打败的。因此，我们并不是靠严厉的纪律迫使我们直面危险，而是我们从容的自信。我们天然的勇敢，来自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来自于法律的迫使。我们并不成天准备迎接将来才可能发生的痛苦，但是当痛苦降临时，我们勇敢面对绝不比那些每天备战的人差。雅典应该为她具有这些品质得到景仰，也应该为她所具有的其它品质得到景仰。
我们爱好美丽，但没有因此而变得奢侈；我们崇尚心智，但没因此而变得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夸耀的本钱。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尽力摆脱贫穷。我们每一个人关心私事时，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事务的人，对于政治也很熟悉。我们认为，一个不参与城邦生活的人，不仅仅是个只顾自己的人，而且是个无用的人。我们公民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辩论，参与制订我们的政策。我们不认为讨论会延误行动，相反，我们相信，在大众的充分辩论之前就开始行动才是有害的。我们在行动前，具有独一无二的思考的力量，而另外一些人则由于无知而无所畏惧，一经细想就踌躇不前。最坚强的人，是那些完全理解生活中的丑恶和甜蜜，并且义无反顾地直面危险的人。
进而，在如何和别人相处的问题上，我们也不同于其他大多数人。我们结交朋友的方法是给他人以好处，而不是从他们那里得到好处。帮助其他人，使得我们成为更加有价值的朋友，因为这就使我们的友谊更可靠，因为我们要继续对他们表示好意，使受惠于我们的人永远感激我们。那些欠债于我们的人对友谊冷漠，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回报我们曾经给予他们的慷慨时，将不会被认为是我们将亏欠他们，而是他们在归还人情债。在这方面，我们是独特的。当我们真正给予他人以恩惠时，我们不是因为考虑我们的得失才这样做的，而是由于我们的慷慨，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做而后悔。
总之，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我们每个公民比别人更加独立自主的个体，在各个方面表现得无与伦比的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
这并不是在这个典礼上的自我吹嘘，而是真正以我们城邦的强大而证实的具体事实。而我们城邦的强大，正是上述优秀品质的结果。只有雅典，在遇到严峻考验时，可以证明她比其名声更为伟大。也只有雅典，入侵的敌人才不以战败为耻辱；受她统治的属民也不因统治者不够格而抱怨。正是由于这些对于我们的力量的无可争辩的证明和普遍的认可，我们成为人类今天的奇葩，也同样会是后世的赞叹。我们不需要荷马的歌颂，也不需要任何人的赞美，因为他们的赞颂尽管可以使我们欣喜一时，但是这些表达并不足以代表我们真正的成就。我们的探险精神，使得我们可以进入海洋和陆地的每个角落，我们所到之处都树立了永恒，对于我们的敌人给予痛击和对于我们的朋友给予慷慨的记忆丰碑。
这就是这些烈士为她英勇而战、慷慨而死的城邦。不言而喻，我们每个幸存的人都将为了雅典而继续他们未竟的辛劳。
正因如此，我说了这么多话来讨论我们的城邦，因为我要很清楚地说明，我们所捍卫的远远高于其他那些不享有我们特权的人。同时，我也给予了清晰的事实证明我的赞颂。
对于他们歌颂的最重要的部分，我已经说完。我已经歌颂我们的城邦。是这些烈士和那些类似他们的人的英雄业绩和辉煌成就，造就了我们的城邦。能够像雅典这样得到如此赞美而不过奖的城邦，在全希腊也是凤毛麟角。
他们的献身，证明了他们非凡的英雄气概，不仅仅在开始的勇敢，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勇敢在最后的关头也毫不动摇。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是有缺点，但我们所应当记着的是他们抵抗敌人和捍卫祖国的英勇行为。他们的优点抵消了他们的缺点，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多于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的缺憾。
他们这些人中间，没有人因为想继续享受他们的财富而变为懦夫，也没有人苟且偷生以期日后脱离贫困获得富裕。他们要严惩敌人，而不是别的，他们把面临这样的艰难险阻，当作无上的光荣。他们责无旁贷，把自己的利益置之度外，坚定地打击了敌人。尽管成败不可预知，他们只能让希望女神去决定。但是付诸行动时，在真正的战斗中，他们相信自己。他们宁可坚守战斗到死，而不是逃脱放弃而生。他们的确解脱了，他们解脱的是任何有损荣誉的指责。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战斗中顶天立地，用他们的生命的顶峰，完成了他们的职责，没有恐惧，只有无上的荣光。
他们的行为无愧于他们的城邦。我们这些尚还生存的人们，因此可以期望更加安全的生活，但是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敌人，展现我们具备和烈士一样的勇气。我们必须理解具备这种勇气的好处，不仅仅是以演讲者的言辞和我们众所周知的故事，而是从击溃敌人可给我们带来的所有利益来考虑。你们应该每天瞩目雅典的伟大从而成为她的忠实爱国者。当她的伟大激励你的时候，再反省和深思，所有的这些都是由这样一些人取得的：那些勇敢的人，那些有责任心的人，那些有高尚情操的人，那些把失败当作耻辱的人，那些不幸失败但不失美德，而毫不犹豫奉献生命的人。他们为了国家和大众贡献了他们的生命，至于他们自己，则获得了与世长存的赞美和独一无二的墓冢——不是现在他们遗体所在的坟墓，而是他们在我们心中的永恒记忆，在将来重大决策和行动中对我们的不断感召。对于这样具有英名的烈士，他们的墓冢是整个世界。纪念他们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墓碑上的镌刻，同时也是所有海内外那些牢记他们的心灵。
他们应该是你们的榜样。请牢记：只有自由，才能幸福；只有勇敢，才能自由。因此，绝不要过低估计战争的危险。那些不幸的和没有指望的人，并不比幸福和充满希望的人更加敢于用生命争取胜利，因为失败对于后者意味着所有的丧失，而幸存只是苦难的开始。对于一个自尊的人来说，来自怯懦的侮辱，远比在全神贯注为希望战斗时，不知不觉到来的死亡更痛苦。
因此，我不应该和这些烈士的父母一起悲伤，而是应该安慰他们。他们知道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兴衰变迁的世界。这些烈士的光荣献身和我们的深切哀悼是一件幸事，他们的生命由于死亡和幸福同时到来而更加完整。我知道很难让你们确信这点，因为你们将在看到尚且健在的人们的幸福时，勾起你们的对于和过世者曾经共享幸福时光的回忆。真正的悲伤并不来自丢失那些从未经历过的幸福，而是来自那些曾经熟悉但却永远逝去的往事。如果你还在盛年，你应该找到继续生儿育女的希望。这些新的孩子并不会让你忘记那些逝去的人，但是他们会给予我们的城邦更大的帮助，避免她荒无人烟，使得她更加安全。一个自己的孩子并没面临这样生命危险的人，他的忠告是苍白的。但是对于那些已经不再年轻的人，我希望你们回顾你们曾经幸福的大半生，并且庆幸痛苦的日子也不会很久了。让你们儿子的英名振奋你们的精神。对于荣誉的热爱是唯一永不衰老的感情。当一个人衰老和无用时，使得他们欣慰和幸福的不是财富，而是荣誉。
而对于那些今天在这里的烈士的儿子或兄弟们，我觉得只有和他们一样奋斗，才是你们应该做的。每个人都自发地赞美那些逝去的人，超越他们的英勇是难以做到，甚至难以接近的事情。如果说在他们生前对他们还有妒忌的话，他们的逝去使得这样的妒忌不复存在，他们受到的尊敬和荣誉没有任何参杂。
我也应该对那些今后成为寡妇的人，讲一些妇道美德。我只说简短的忠告。你们最大的光荣是不要让自己表现得比自然赋予你们的更弱，并且，不要让男人以任何理由议论你们，无论是由于好还是坏。
我已经依照法律上的要求，说了我所应当说的话。对于烈士我们已经做了祭献，将来他们的儿女们将由公费抚养，直到他们成年。这是有力的奖励，和花环一起，雅典加冕她的儿子们，无论是过世的还是幸存的，作为他们经得住考验的酬谢。凡是对于美德奖赏最大的地方，最优秀的公民就会涌现。
你们对于阵亡者已经进行了哀悼。现在，你们可以散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