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认知、理解所处的政治生活、审视政治秩序时，并非完全毫无成见，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固定取向的价值观和思考方式，也就是受到“意识形态”（Ideology）指引。
意识形态的定义
意识形态指某种观念集合的“信仰体系”，孙中山称之为“主义”，也下过定义：“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因此，意识形态便是某种思想、信仰和力量，经由宣传或传播输入脑海，储藏在人们的记忆中，在行动时影响决策，从而操纵人们的行为。因此，格尔茨（C. Geetz）把意识形态视为文化符号系统（如哲学、宗教、美学或科学）。
意识形态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后，由法国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德崔希伯爵（ Count Destutt de Tracy）最早使用，本意是“观念的科学”（science of ideas），后引入到政治学研究。其后，拿破仑将之贬抑为“空想家的学说”，马克思更视之为幻想、虚假、非现实等意涵。其实，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道地的政治意识形态，而非自诩的“科学的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
在社会学中，政治意识形态是种确信的社会伦理，来自于社会运动、制度、阶级的理想、原则、信条、神话或象征，为现有或理想中的政治秩序解释与辩护，表明政治生活与权力的目的、组织与界限，提供社会蓝图及理想政体的愿景，并为其实现提供策略（过程、制度、计划），进而驱使人们为捍卫理想而奔走、奋斗、甚至以身殉道。
许多政党将其政治行动与宣言，建立在意识形态上。某些政党非常紧密地遵循某个明确的意识形态，其他政党也许采取较宽广的视野，接纳相关连的意识形态之集合，而非特别恪守单一的意识形态。
古往今来，只要是策动群众才能完成的志业，无论发起者是学者、政客或是野心家，动机不论是成就伟大理想，或是满足独裁者私欲，皆会以建构意识形态的模式，过程必先编制一套缜密、足以取信于人的观念吸引群众，激发人们做出符合发起者意志的行动。
这套观念的根本依据，先预设人性为自利或利他等为出发点，历史的发展进程为论据，再延伸到政治安排与生活方式等，以此相互连贯成一个系统的观念，完整地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由来、目前处境与未来的方向。
民主国家的选民，都必须要有充分的知识和独立判断的能力，才不致于被政客用意识形态操纵选民，达成为害国家或社会的事，自己也成为间接的帮凶。像希特勒以“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号召受挫的德国人民，追随他建立“第三帝国”对外侵略，并集体屠杀6百万的无辜犹太人，犯下种族灭绝的滔天大罪。
意识形态的渊源与起伏
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影响，历史上屡见不鲜。西方文化中持续发酵的救赎传统（salvationary tradition），就是宗教意识形态，发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旧约》中的先知传统，连后起的伊斯兰教也受其影响。随着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政治的“知识化”，更扩大意识形态信仰的接受程度。伴随西方势力和文化的向外传播，也把衍生物－ 意识形态传布到亚非拉各大洲。
14世纪西欧发生文艺复兴，使得理性主义逐渐抬头。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动宗教改革运动，新教挑战教皇权威，此时中产阶级逐渐兴起，开始鼓吹民族主义，与国王联盟，打击封建贵族及罗马天主教廷，并引发新旧教势力之间的“30年战争”（1618-1648），死亡人数上千万人。
我身后是宗教改革运动者马丁. 路德的铜雕，那里是德国新教的发源地
宗教战争死伤惨烈，而且双方都是信奉同个上帝，不由得令人们醒悟，到底全知全能的上帝在那里？为何他选择袖手旁观，似乎无动与衷？自此，宗教权威一落千丈，形成所谓的“世俗危机”（Crisis of secularization），就由“政治性的宗教”（political religion）即意识形态填补信仰真空。
与此同时，西欧各国君主将宗教观念引入政治制度，提出“君权神授”说代替教廷神权政治，使人民盲从其指示而不敢反抗，并兴起帝国主义，穷兵黩武，发动殖民战争。国王为战争需要，横征暴敛，使得中产阶级与国王呈对立状态，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等启蒙思想开始大行其道，形成发动革命和独立运动的趋势。
法国枫丹白露宫（Fontainebleau）厅中天花板壁画，主题就是宣扬“君权神授”论
除了重视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强调平等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着眼于民族认同与自决的民族主义、强调神权政治的基本教义派，以及主张两性政治平权的女性主义等政治意识形态，都对当代政治生活型态，以及许多国家的政策方向起着关键性的影响。
政治意识形态与宗教有许多相似处，只差没有“上帝”的观念，因此也被称为“没有上帝的宗教”，同样有圣经、先知和传教团，强调忠诚和殉道，到处传播“福音”，以便拯救同胞，只要人们笃信，不许人质疑和批评（例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原教旨主义）。
意识形态也时常经由政治光谱的定位，作为自身识别（诸如左派、中间派或右派），也可以从政治策略（如民粹主义）与可成为政党建立基础的单一议题（如环保主义）作出区分。
政治意识形态的六大要素
笔者把华尔泽（H.Waltzer）所著的《意识形态与现代政治》（Ideologies and Modern Politics, 1975）描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结合美国学者兰尼（A. Ranney）提出政治意识形态要素说，列出当中相互连结的六大要素：
（1）价值观念
价值观亦即对政治事务的评价，自称是经典化的真理，与所欲追求目标的终极价值。为此可以牺牲次要的目标、价值和其他事物。例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2）对于人性的概念
意识形态对人性本质有特殊的体察，例如竞争或合作、自利或利他等独特而抽象的体认，进而影响诉求对象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看法，形成不同的政治主张。例如，中国孟子之“性善说”、荀子之“性恶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乐于互助合作。
（3）对于理想政体的愿景
将价值观和对人性的概念具体化，用之于政治秩序的安排，包括政经制度为谁运转和如何运转，有条理描绘出理想政体的愿景，具有千禧年（millennium）的倾向。例如，中国《礼运. 大同篇》之“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马克思主义视无产阶级主政为理想政体，相信总有一天私有制和阶级都会消失的“国家消亡论”。
（4）一套行动策略
为使意识形态不沦为抽象的政治口号，必须有改变现状、实现理想的行动策略，与政治运动交织成一体。以女性主义为例，它强调女性的角色，主张女性应从私领域跨越至公领域，才能打破传统男性垄断的政治。
（5）一套政治战术
为避免政治理想沦为空谈，必须拟制政治战术，即行动策略实现的手段。例如自由主义透过流血革命或民主选举方式取得政权，并透过订立或修改宪法，进一步确保个人自由。
（6）足以吸引群众的追随
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范围包括吸引几个不同的层次，反映其时代、社会系统与追随者所处特殊的历史环境，能激起追随者之热情，而加以信仰追随。例如，台湾岛上统独不同意识型态，形成只问蓝绿，不问是非的政治乱象。
意识形态的控制
意识形态极端的政治化，有其致命的弱点：首先，它使意识形态的其他功能削弱；其次， 除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受压制，形成中心—边缘结构，造成公众思想的模式化，很大程度限制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再次，意识形态的斗争长期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逐渐形成封闭的体系，易沦为少数个人或集团的工具；最后，造成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反感与厌恶，结果是信仰体系的崩塌。
意识形态的兴起，常以社会“危机”或“张力”（stress）为前提条件。试想没有贫富悬殊和阶级冲突，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专制苛政和横征暴敛，就不会有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或无政府主义；没有激进改革和流血革命，就相应不会有保守主义；没有强国凌弱，就不会有民族主义。依此而论，解铃还须系铃人，消除张力和解除危机，才是防止或抑制极端意识形态的不二法门。
当社会张力超过临界点时，就会激起个体或族群产生自我保存本能（instinct of self-preservation）的危机意识。例如，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看到德国战败，丧权辱国，于是振臂高呼雅利安种族优越论，激起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感，从而团结在他麾下共同奋斗，攫取政权之后，整军经式，终于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滥杀犹太人等所谓“劣等民族”，以保障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正。
二战时，波兰恶名昭彰的纳粹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的宣传告示
其他意识形态的兴起，也都有不同型态的社会危机及张力的“不祥之兆”存在。因此，一个国家欲避免其国内爆发意识形态，进而破坏社会秩序，必须从以下四种途径去正本清源：
（1） 发展社会科学，使意识形态家不能伪冒科学真理，欺骗人成为追随者，一开始即拆穿其谎言。
（2）充分就业，使社会无赤贫阶级，避免“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挫折感心理的民众，参加群众运动。
（3）普及教育，文盲率降低，民众较不易为意识形态家所蛊惑，野心家很难得逞其阴谋，当然这并非绝对，别忘了德国纳粹运动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参与，有些还是知名学者和教师。
（4）消除社会不公，虽然阶级、民族、群体之优劣悬殊，势所难免，但是不平等如果出于不公不义，那些自称追求公道正义的诉求，就容易打动人心，爆发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
只要政府及社会各界能达到以上数点，所有意识形态将只空有信仰，缺乏动员群众的能力，容易受到控制，否则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最近土耳其和巴西等国的大规模暴乱，导火线虽是都市更新拆迁或涨价等芝麻小事，却深埋社会深层次的问题。
上世纪50年代，一群社会学家如法国的阿洪（Raymond Aron）、美国的普赛（S. M. Lipset）等人，将意识形态概念视同“世俗宗教”，宣称“意识形态的终结”（end of ideology），认为在西方社会里，天启式的信仰（apocalyptic beliefs）将会衰退。
笔者并不认同上述学者的观点，他们太低估意识形态的能量和生命力，这正如冷战后美国学者宣称“文明对抗终结”的狂妄自大。人类社会普遍潜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候群”患者，只要有人想以思想做武器去改造社会，那么新的意识形态仍可能诞生，甚至看似消亡的意识形态（如纳粹主义）都有可能死灰复燃。
结语
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人类的发展至深且钜，除了维护政治的合法化、推动大规模社会政治动员、也曾实现政权的转移。如果不是有自由主义思想，世人又怎能享受到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人权？如果不是有社会主义，国民又怎能享有医疗保健和劳工保险等社会福利？如果不是有纳粹主义，怎么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及600万犹太人被集体屠杀？所以意识形态可以造福人类，也可能为人类带来浩劫。
作为民主国家的公民，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理应有最起码的辨识能力，方能分辨良窳优劣，知所取舍，避免误信煽动家的谎言，成为政客的马前卒，去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分辨政治意识形态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
（1）主张和平的程度
到底是爱好和平，或崇尚暴力、歌颂战争。主张和平或自卫的主义，例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崇尚暴力或歌颂战争，例如法西斯主义（含纳粹主义）、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
（2）理性的程度
理性程度高，鼓励讨论、质疑和批判，例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反之，鼓励盲从、迷信，不容质疑和批判，如法西斯主义（含纳粹主义）及原教旨主义。
两大指标都是前者相对较好的主义，相反地，两大指标都是偏后者，应给予提防或唾弃。
续后的几篇政治学笔记，将分别介绍几个主要的意识型态，它们都与当今世界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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