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现代人权之滥觞
现今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型态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英语“自由”（liberty）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文，蒂托.李维在其巨著《罗马史》，描述罗马平民向贵族争取自由的斗争行动。
自由主义被广泛应用为一种政治理想，可追溯到英国贵族对抗国王，终于迫使约翰王于1215年签署《大宪章》（Magna Charta）。18世纪末，它还催生北美13州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成立首个民主共和国－ 美国和法国大革命。
我在美国威廉斯堡，陪杰佛逊起草《独立宣言》
至于理论的领域，则应归功于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自由主义之父”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 - 1704） 继承前人之“天赋人权论”、“自然状态说” （state of nature）及托马斯.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 - 1679）的“社会契约论”，发展出自由主义的理论。
霍布斯是英国政治哲学家和理性主义传统的奠基人，也是近代首位在自然法基础，发展国家契约学说的启蒙思想家。他所著《利维坦》，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被誉为足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相媲美的政治学经典。“利维坦”是《圣经》提到的一种力大无比的海兽名称。霍布斯借用它为书名，旨在比喻一个强大的国家，借此阐述他对个人、社会、政府、法律和宗教等理论，并重点论述他关于社会基础与政府合法性的看法。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写道，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有些人可能比他人更强壮或更聪明，但没一位会强壮或聪明到不惧于暴力下死亡。当人受到死亡威胁时，必然会尽其所能保护自己，而权力就是来自于这种需要，这就是他所描述的“自然状态” 下，“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便永远不会结束。
霍布斯认为社会若要和平，必须要有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他认为社会是人群服从于某个人（Single-ruler form）威权下，个人（individual）将自然权力交付这威权统治，让它维持内部和平和抵抗外敌侵略。这个主权，无论是君主制（Monarchy）、贵族制（Aristocracy）或民主制（Democracy）（他较倾向君主制），都必须是强而有威信的“利维坦”，即在绝对威权下，方能令社会契约实行，法律的作用就是要确保契约的执行。
至于其他方面，国家完全放任不管。只要一个人不去伤害别人，国家主权是不干涉他的行动。虽然主权没有立法的责任，但也有义务遵守自然法（the law of nature），使得主权必须遵守道德责任。霍布斯将这种光辉与阳光相提并论，既然阳光耀眼无比，普通人也会因此褪色。他的道德黄金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认同中国儒家的“克己复礼”观点），与基督教的黄金律“己所欲，施于人”的世界观迥然不同，他认为后者反会造成社会混乱罢了。
洛克是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的开创人，也是首位全面阐述民主宪政思想的人，在哲学及政治领域，他都有重要影响力。他在1689到1690年，写成的两篇《政府契约论》（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主张人类的“自然权利”(naturalrights)，将其定义为“生命、自由和财产”，成为现代人权观念的先驱。他认为所有“天赋人权”之中，又以财产权最为重要，明确指出“无私产即无私权”。由于他认为财产权高于一切，并没替民主背书，担心给予人民过多权力，将破坏财产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洛克极力反对“君权神授”和父权论的主张，认为统治者的权力应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建立国家的唯一目的，乃是保障社会安全及人民的自然权利。宪法在于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如果统治者的命令和行动，只为满足个人野心和私欲，那就等同于强盗手持利刃在大道上公然抢劫，公民自然有权自卫反抗，而政府也将失去其合法政权。
基于洛克的思想，重视个体自由，成为西方最主要的政治哲学，以及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石，最终演化成宪政史上经典的理念：“我的寒舍，风能进，雨能进，英王不能进”，这就是个人主义下财产权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如此，个人便可自由地发展其潜能和创造力，带动整个社会经济与文化大跃进。
洛克还首位倡导权力的分配，把政治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三种，认为立法权应高于另两权，但立法权仍受人民制约。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享有最高权力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另外，立法权属于议会，行政权属于国王，对外权涉及到和平与战争、外交与结盟，也为国王行使。这方面的理论，后由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 - 1755年)继续发展，为西方三权分立制政体产生影响。
英国泰晤士河畔的西敏寺，是国会上下两院辩论国政与表决政策的机构
自由主义强调人类潜能的自由发展，以个人自由与发展为最高价值。主要有两个面向： 在政治方面，主张民主政治，强调选民对政府的控制，保障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等自由；在经济方面，它是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强调私有财产、自由市场和贸易的重要性。
美国的自由主重福利，主张“大政府、小社会”；相对而言，欧洲的自由主义主张“大社会、小政府”。但他们持有共同的底线，即守护个人自由和权利，均承认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等，只是主张其他自由受限制的程度不同。
政治面向：以“代议政治”为机制的民主政治
自由主义以个人为最重要的单元，重视个人价值、尊严及独特性，认为个人利益与价值，大于社会的利益与价值，一切社会或政治制度，都是为了实现个人目标所设立，而非反为控制人类行为的工具，更不应有限制个人发展的制度。它主张立法保障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例如美国的《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及公民权宣言》。
自由主义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度，反对许多早期的主流政治架构，例如君权神授说、世袭制度和政教合一（天主教、东正教和英吉利教）制度等。他们认为统治者的权力，建立于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而非传统的君主、贵族和教士特权阶级，根据个人意志统治。
政治运作是以“代议政治”为落实机制，透过定期投票的方式，选出政治代理人进行公共决策。每位公民在“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平等前提下参与投票，根据投票结果决定执政者，执政者需以民意为依归，履行其竞选政见；若有违民意或施政不力，下次选举中即可由适任者取而代之，以确保主权在民的立意。
以英国为例，由五年一次的下议院选举的多数党，或多数政党联盟组成的内阁执政，目前即是由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共同执政。无论是任期届满、或是期中被倒阁，皆须重启大选，使执政者维持由多数同意的民主基础。
基于“有限政府”的观点，国家宪法中关于政府的设计，以权力分立（行政、立法、司法权分立）或是两院制（上议院代表贵族、下议院代表平民）等不同机制，监督和制衡行政权，防止政权过度集中。
经济面向：倡导资本主义经济
依《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对“资本主义”的定义：“由私人或公司拥有资本财的经济系统，经由私人投资而非国家控制，由自由市场决定价格、生产和销售产品。”
在经济面向上，自由主义采取保障私有财产、维护市场自由运作的资本主义，认为人有自利的本性，由个人或企业各自追求利益，才能创造更大的利益与社会繁荣，主张绝大部分的资本（土地、生产工具等）应归私人所有，而非公有共享。
古典自由主义：政府是“必要之恶”，经济力主“自由放任”
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发源于17和18世纪，支持个人先于国家存在的政治哲学，强调个人权利、私有财产，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仅是保护个体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自行负责和自由市场等概念，最先由古典自由主义提出，后来才陆续被其他政治意识形态采纳或部分接受。
在政治运作上，他们认为国家应保障个人财产，但不应过度介入经济领域，让市场机制（供给与需求）自然运作调节，能产生比管制市场更有效率的状态。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责，在于制订法律确保契约的执行，负责维持交易秩序、除非为了打破垄断，否则不与民争利，成为“自由放任”式的政府。这种政策，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史密斯（Adam Smith）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赋予理论辩护。
在自由放任政策下，政府只是“必要之恶”（necessary evil），主张将政府排除经济领域，让经济自行其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结果政府只负责维护治安，成为“夜警国家”，其他一概不管。按照自由主义思想，由资本家与工人基于自由意志订立民事契约，政府无权管辖。
自由主义对当代世界的影响相当深切。个人自由和尊严、言论自由、信仰宽容、个人财产、普遍人权、政府透明度、限制政府权力、主权在民、民族自决、隐私权、开明而理性的政策、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等，都是250年来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事实上，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与自由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要么是自由主义的变种，要么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
保守主义：反对革命，认可不均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是西方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潮之一，但从不曾产生过如霍布斯的《利维坦》或洛克的《政府契约论》的系统性著作。因此，对于保守主义自身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美国散文家爱默生曾如此生动的描述：“我们在春天和夏天里是改革者，在秋天和冬天却变成守旧派。我们在早晨是改革者，在夜晚反成为保守者。”
虽然政治思想起源时，包含有保守主义成分， 但通常坚持保守主义并非意识形态，不想与乌托邦的理想有沾亲带故。最早的保守主义，产生于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那些反对激烈变革、反对革命的人，被称为保守份子。由于当时的革命对象是君主和贵族，所以保守份子又被称为“保皇党人”（即英国保守党的前身“托利党”（Tory）），又以英国国会议员埃德蒙. 柏克（Edmund Burke）写下《法国大革命的省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为代表，才成为系统性的意识形态 。
法国大革命推翻君主专制的象征，即是占领和焚毁巴斯底狱，这是在原址竖立的纪念碑，在巴黎巴斯底地铁站上
伯克反对完全由抽象理性引导的“启蒙”社会，主张“信仰使人团结，理性使人分裂”（faith unit and reason divide），认为人并不完美，理性毕竟有限，政府的架构不该由理性组成，应遵循国家长久既定的发展模式，诸如家庭和教会等重要的社会传统，视传统为不同时代累积的智慧结晶，比纯粹抽象的事物，可能是某人偏见等未经时间考验的价值，顶多只代表某个世代的智慧。
由此可见，保守主义强调既有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把社会当成“有机物”，主张“有机成长”（organic growth），宁愿修剪枝叶，也不愿刨根掘底。它并不反对进步，正如伯克所说的：“无法接受改变的国家是无法生存。”但他坚持变革，必须透过有系统、有条理的改革（reform），反对革命。毕竟革命只为了验证某理论或学说，试图改变人类社会中复杂的互动关系，将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
保守主义认为，人类因其个人天赋差异产生的不平等，或因后天努力造成社会阶层之高低，都是理所当然的现象。因而强烈支持私有财产制，觉得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财产权更为神圣，提倡个人利益考量高于华而不实的理论。
综上所述，保守主义根本是自由主义大传统的一部分，是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结合。主要特征是极其重视现存的传统、秩序、等级和自由的价值，认为这四大政治价值高于其他任何价值，维护这些价值是国家的根本任务。它反对任何激进的社会变革，认为传统和秩序高于一切。
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
从政治哲学上讲，自由跟平等就像日月一样难以亲近。一旦要平等地照顾个人自由，就不得不牺牲某些人的部分自由，去成全另些人的部分自由，本身就不可协调。于是左右派的出发点虽是人的平等自由，结果却是：左更强调平等，右更关注自由。
自由主义的弊端，在于其以自由为最高价值下，忽略平等的议题，尤其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竞争者的立足点并不公平，如资本家与劳工、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都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不公平竞争机制下，结果当然更不公正合理，财富（土地及货币等）集中于少数资本家，绝大多数国民日益贫穷。19世纪末，这种自由政策造成贫穷、失业、文盲等社会弊病丛生，启发社会主义思维，尤其是共产主义者以阶级斗争夺权的正当性。于是，自由主义者极力降低政府干预程度的观点，开始出现转变。
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大致上以穆勒（John S. Mill）为界，可区分为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穆勒的自由主义，正是二者之间过渡的桥梁。
古典与新自由主义的差异，主要在于对政府功能的看法不同。前者主张政府应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不宜逾越消极性的功能；后者认为政府不应局限于消极的角色，应积极谋求社会正义之实现，特别是在财富分配方面，不宜放任市场机能运作，而应谋调节之道。尽管当代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彼此见解不尽一致，不过大致上分布于上述两个系谱之下。
穆勒名著《论自由》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之作，要义可概括为：个人言行只要不损及他人利害，就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只有当其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受社会惩罚。这种自由观念，建立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原则之上，但该原则必须符合最广义上的功利，即以人作为“进步的存在者的永久利益”为依据的功利。
象征美国立国之本的费城"自由钟"
“新自由主义”者如格林（Thomas Green），乃修正“古典自由主义”之偏失。他们支持自由竞争，认为福利国家只会助长懒惰，但不反对国家弥补人们机会的不平等和保护弱势群体，只强调人要自食其力、为自己的生活处境承担责任。他们主张政府乃是“必要之善”（necessary good）而非“必要之恶”，认为国家应扮演积极的角色，可由政府规范社会福利的提供，例如立法禁止童工、限制最低薪资、管制垄断、规定工业安全标准，以社会政策保障弱势团体的生存与处境。
经此修正，自由主义才得以恢复生机，不致寿终正寝。现在大部分自由主义国家，都采取资本主义为基本价值导向，但对政府的干预限制程度放宽。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学者有海耶克（F. A. Hayek）、佛列曼（M. Friedman）、霍布豪斯（L. T. Hobhouse）等人。
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是美国近年出现的保守主义，主要从自由主义转变而来。一些左派自由主义分子，反对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变革，思想趋于保守，从而形成新保守主义，代表学者如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等人。
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和传统保守主义不一样，他们不信奉伯克的政治思想，也反对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干预主义经济学。他们主张缩小政府、削减税收和福利、尽可能取缔对经济活动的种种管制。精英统治、新阶级统治等主张是他们的共同趋向，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创新，认为财产权是最重要的权利。他们也不得不与鹰派妥协，打击世界上奉行“恐怖主义”国家或地区，这就是“先发制人”战略，经常被人戏称为“国家恐怖主义”，其典型例子正是2002年，美国小布斯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
在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经常发生冲突，互相指责攻击屡见不鲜，局外人看似两者水火不容。其实，两者顶多是意气之争，它们自己内部的分歧，绝不亚于它们之间的分歧，这种冲突与纠缠在哈耶克本人也有充分的体现。哈耶克自认是自由主义者，而保守主义阵营却把他奉为主要代表，而他本人又极力推崇保守主义公认的鼻祖柏克，反倒是新保守主义者并不追捧后者。保守主义可谓是传统主义加上古典的自由主义，矛头针对的是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并不是针对自由主义。
新右派的崛起：揉合调和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观点
新右派在80年代，为对抗新保守主义而崛起，强调传统、公民社会、古典联邦主义和基督教传统，主张西方社会的主流政治势力，已经抛弃传统价值观，认为保守派必须反对现状。
新右派采取“不干预主义”的内涵，应从传统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找出路。他们认为政治生活如同经济生活一样，应容许个人拥有最大的自由度或创造空间，又以约翰. 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为代表。
罗尔斯提出两个正义原则，一为“平等之自由原则”（the principle of equal liberty），另一为“公平之机会平等原则”（the principle of 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即国家应提供“个人能公平发展潜能的机会”。
在政治上，新右派极力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小而美”政府，对“市场”有明确偏好。 在经济面向，它采取国家“不干预主义”（non-interventionism），反对政府在经济管制及社会福利扮演过于积极的角色，主张回归自由市场机制，主张减税、废除管制、民营化。在社会面向，改采“干预主义”立场，主张政府应积极介入法律、秩序、国防，支持基督教道德秩序，反对多元文化种族、奉行平等主义的社会，有时甚至军事上，对抗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以捍卫传统价值不受威胁。
在欧洲大陆，新右派的主流通常是以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为代表。这些政党通常是起源自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天主教政党，拥护天主教的社会理念。随着时间发展，天主教色彩逐渐淡去，德国的基民党及其联盟政党，都是属于新教-天主教结合的政党。在国内政策上，这些政党通常支持市场为主的政策，也从商业团体和白领阶级获得支持。在国际上，他们支持欧盟的重要。一般而言，欧洲右派在许多社会和经济议题上，会比美国右派采取更温和的态度。
夕阳余晖下的纽约自由女神像
大多数文化和社会批判学者批评新右派，认为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推行自我永恒化的意识形态工具。由于新右派在剧变后的东欧和俄罗斯的实践失败，以及近年经济危机导致 2011年美国“反华尔街游行”，显示它对社会变革的消极态度、所持有的“市场崇拜”对世界的危害。
在学术界所有批评中，最为典型的是50年代以来的新左派，以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他们指出新右派所确立的社会秩序，建立在人的“异化”和对社会变革可能性的压制基础上。他们也指责新右派往往在特定场合，与极权政府互相勾结。
中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潮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蔡元培。他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提倡学者应该具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在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胡适，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介绍美国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产生巨大的影响。
50年代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是台湾大学的殷海光。他继承五四运动的精神和传统，攻击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普世价值。在中国大陆，80年代受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的影响，自由主义思潮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思想界。
当然，理性主义的“自然公理观”对中国主流社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原因还应从其政治文化特质寻找。中国儒家价值体系具有"义利之辩"特征，当传统社会秩序出现三千年未遇的文化危机，民族挫折感使中国人，不自觉投射到以普遍主义为特征的“自然公理”，以“全盘西化”解决中国问题的不二法门。
2001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渐融为一体，使经济自由主义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社会影响相对有限。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顾准、李慎之、徐友渔、朱学勤等人。
朱学勤发表题为《1998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代表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全面反思成果。在他看来，自由主义首先是学理，然后才是现实要求。他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历史观是试错演进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社会发展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经济上要求市场经济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伦理上要求保障个人价值，个体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可视为他对中国新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归纳和概括。
接下来，让我们回顾中国保守主义的思想脉络，它也同样起源于清末民初。晚清维新派政治领袖康有为，主张在原有法统上，循序渐进地改良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可视为近代中国保守主义的鼻祖。 1906年，严复在《政治学讲义》中，把柏拉图到卢骚的思想家称为"无根"的政治学家，则是中国近代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
严复从经验论的角度认识传统价值，取消传统将使社会陷入无序状态，因而主张渐进式改革，并引用法国文豪雨果的话：“革命时代最险恶物，莫如走直线”。他还断言，如果中国仿效法国大革命摧毁自身传统，后果更难预测。然而，严复的的悲剧性在于，他对唯理主义的政治解决方式之危险性作出"超前"的警告，远不能为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能理解。
回应激进主义的挑战，保守主义阵营也形成新儒家学派。六四之后，中国学者李泽厚发表《告别革命》一文，对中国激进主义革命进行反思，率先打出中国新保守主义旗号。中国传统中的主要成分是儒家的纲常意识形态、官僚传统的政治体制与宗法社会结构，反观西方保守主义只保守自由的传统、尊重个人自由的新制度，强调能够增进自由的权威和有限政府，社会存在着渐进发展的内部机制，对传统的尊重并不影响社会变迁。中国过去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截然对立，却把保守派与保守主义混为一谈。于是，中国新保守主义如果仅固守传统，则中国很难指望无为而治地走向现代化。
因此，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固然应对激进主义的全面反传统提出批评，在回归传统上又不得不警惕原教旨式的传统主义复活。面对这两难困境，他们必须力求从传统制度要素中，寻求使现代化变革得以有效整合的合理因素，转化出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型权威政治的机制，又从中华传统政治智慧中，寻求保持过渡社会稳定的精神因素，作为民族结合力的新资源，这个难度和挑战不可谓不大。
《易经. 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成语“革故鼎新”便指改朝换代或朝政变革，也泛指事物的破旧立新。而如何替旧更新，才能顺应变化与时俱进，又不会向下沉沦，则考验当事方的领袖素质和群众的集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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