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之前，信息早就存在，反而知识的产生与形成，是人类文明开始的标志，把人和动物的思维区分，使人能做出的判断、推理或解释。至于研究知识问题的知识论（Epistemology），源于19世纪中叶，由英国哲学家法莱尔（Ferrier）取希腊文“知识”（episteme）和“论”（logos）二语合并而成。
知识论有广狭二义。狹义的知识论，日本人译为汉字“认识论”，专门讨论知识之实质原理，即探究知识的根源、性质、结构、方法和有效性的课题。广义的知识论，还包括探讨纯粹思維形式的原理，即形式逻辑（forma logic）。把认识论与逻辑二者合成一科即广义的知识论，那就是“探讨人类认知的基本能力、运作模式与限制范围的理论。
逻辑的定义、要素与论证型态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认为理性（logos），让所有存在得以成立的“根本的秩序”，他把这种通往秩序的“步骤”视为逻辑。逻辑依某些证据进行推论或推理，所得的结论称为“有效性”。
逻辑的三大要素是概念（语言符号）、判断（命题）及推理。例如: 1. 所有钻石都会刮破玻璃（大前题）。2. 朱丽戒指上的石头不会刮破玻璃（小前题）。3. 所以朱丽戒指上的石头不是钻石（结论），这就是亚里斯多德建构的“三段论法”。
而陈述部分也可用符号替代表示。如钻石用“A” 表示，“刮破玻璃”用“B”代表，而 “X”代表朱丽戒指上的石头，因此上列三句,可改写成:
（大前题）：所有的 A都是 B,
（小前题）：X 不是 B,
（结论）：所以 X 不是 A。
逻辑论证自古以来有四种型态：（1）演绎逻辑（Deductive logic）：从某一前提推导出结论的推理方式，如上述的“三段论法”；（2）归纳逻辑（Inductive logic）：从各个具体的现象（Ｂ）推导出一般的法则（Ｘ）；（3）溯因法（Abduction）：为导出一个预设的结果（Ｘ），先创造出一项假设（Ａ），因此被称为“发现的逻辑”；（4）模糊逻辑（Fuzzy logic）：规定暧昧不清事物存在而无法简单做出结论的命题，例如：“他很温柔”。
知识的涵义、结构与实现（认识论）
西方60年代关于“知识”概念，有个流行的说法，知识就是“4W”，即：知道是什么（Know-what）、知道为什么（Know-why）、知道怎么做（Know-how）、知道是谁（Know-who）。有的学者还加上：知道什么时间（Know-when）、知道什么地点（ Know-where）、知道多少（ Know-quantity），即知识就是“6W＋1Q”。但不论知识是 “4W”还是“6W＋1Q”也好，仅划出知识的范畴或外延，却没回答知识的本质属性，未能从逻辑上给出“知识”概念的内涵。最有影响力的定义，来自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
柏拉图在书中，将“知识”定义为“有根据的真实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s）。 首先，知识是信念之一种，而信念也具有真假值的命题；其次，知识应该是真的，可以在现实世界得到认证；最后，知识来源应该有根有据，不是凭空臆想的产物。
上述定义暗示，不能因为相信某件真实的事，便说我们知道此事。正如一个没任何医学知识的病人，相信他很快会康复，即便日后事实如此，因这个病人的信念在当时缺乏证实。知识论就是怎样恰当地证实真相，也暗示我们可以相信一切所知之事，于是”可知之事“成为”可信之事“的子集。
1963年，埃德蒙.葛梯尔(Edmund Gettier)批评《泰阿泰德篇》的上述定义，提出“葛梯尔问题”（The Gettier Problem）的反例。他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人所信之事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证实，但没达到绝对的程度，人们可以认为这个人并没获取该项知识。
譬如说，你一直认为办公室里吃斋的“张三是佛教徒”（信念A），因而得出结论：“办公室里有人是佛教徒”（信念B）。事实上，张三并非佛教徒，所以“信念A”是错误的。然而办公室里，偶而吃斋的李四，反而是位佛教徒，所以你的“信念B”是正确的。这样看来，你得出“信念B”是有根据的（“信念A”推出），同时“信念B”又是真实的，因此“信念B”符合柏拉图的知识定义。然而，一般人认为你是瞎猫碰着死老鼠，纯粹是蒙中，不认为是你的知识，吃斋与否和佛教徒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直观地看“葛梯尔问题”，问题出在：错误的“信念A”推导出正确的“信念B”。因为“信念B”不一定要由“信念A”得出，它可由“命题C”推导出。由“信念A”可以得出“信念B”，由“命题C”也可以得出“信念B”，这样的推导是没问题的，问题出在构成推导基础的信念，如这里的“信念A”。当初相信“信念A”是正确，然而它其实是错误的命题。由错误的前提经正确的推导，不只可以得到错误的结论，也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在数理逻辑中，由A与－A，我们可以得出所有命题成立，这里面当然包含有真命题。
这样，“柏拉图定义”就犯了定义过宽的毛病。所以，知识的定义，应该在”柏拉图定义“之上增添些条件，把知识定义得更狭窄点或对“有根据的”（justified)这个词严格限定，成为当代知识论的关注点。
就“葛梯尔问题”看，知识的可错性来自于错误的前提。此外，如果推导过程中，在演绎推理之外还使用归纳推理，那么推导的知识也可能出错。综上两种可能，知识的可错性源于错误的前提或归纳推理过程。当知识被发现为错时，要把该知识及该推导出的知识排除出知识集。
知识实际上并不同质（homogeneous）。社会学家哈耶克把知识，界分为“分立的个人知识”与“理论知识”，表明人们获取、获得知识的可能性，具有不同的方式。由此知识作为自身整体的存在世界而言，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我知”；二是“非我知”。在两者之上，才有各类知识之分类。
（1）“我知”的层面
一个人知识获得、传播和创造的过程，就是知识的个体实现，使知识实现“我知”，从无知转变为知识人的过程。“我知”的实现有两个条件：（a)存在有逻辑的人脑，(b)存在逻辑化的“教育”。 针对人类个体而言，这把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人，与不具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人（如低能儿、严重精神病患者等）区别开来。
逻辑思维使人不同于其他动物，最终使人成为智能动物，也就是说人之为人，就是逻辑知识（To logic knowledge）的过程。事实上，信息、知识进入人脑的过程，与输入电脑的过程并没区别。它们都需进行新的逻辑处理才输入，把知识转化为逻辑或逻辑程序符号串，才可能被人脑和电脑接受，再经过逻辑信道进入脑中枢，自生衍出新的知识，不受直接或间接经验的影响。
知识需要教育，而信息并不一定需要教育。教育包括自我教育，甚至把先天智能遗传给后代在内。当然，知识遗传实现的时间极其缓慢。教育通过语言、感官呈现、书本、网络教学，需要借助逻辑，把接触到的信息与知识吸收重构。教育即使终止，“我知”并不终止，可以自生自长自衍，出现“创新知识”的情形。
（2）“非我知”的层面
“非我知”的知识，主要指人类的一切知识，保存在书本、器物之上，不随个体消亡而消失，但也有个别古代文明的知识，需要现代人破解。其得来和证实需要借助经验，也被称作“经验性知识”。
对于个体而言，“我知”本质上不可能独立存在，都是“非我知”的部分，后者对于前者是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后者就没前者；同时，对于知识整体而言，没有前者就没后者的形成与发展，也不可能存在后者是前者的历史与积累的价值取向问题。
西方知识论的发展脉络
西方知识论之完成，虽为近代之事实，然其思想最早见于古希腊，但当时的知识论与其他哲学旁支（形上学和伦理学）混为一谈，未能成为独立学科，所涉及的问题也没今日之宽广。
至于“逻辑”部分，一般说由亚里斯多德所創。他的论著《工具论》（organon）发展演绎逻辑理论，奠定有效论证的基本形式。它关心的是论证过程中的正确性（有效性），并不在乎其真实性，只要运用符号及代号，即可演算逻辑问题。
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家，虽仍有人討究知识论，却了无新意。到中世纪时的士林哲学，所谓知识问题只不过是神学及形上学之附庸，研究者更是屈指可数。
17世纪，英国培根（Francis Bacon）成立归纳逻辑，其前题只要使结论达到或可能是（Probable）即可。有许多科学定律和理论，使用的论证方式都用归纳法得到，优点是可扩展知识论，和演绎逻辑论相互补充。
啟蒙运动以后，西方哲学界先不預设形上学命题，纯粹从人类的认识能力入手，提出人类所认识的普遍命题建构形上学，如笛卡兒、洛克、柏克萊、康德等人，可说是知识论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他们关注的问题虽相同，但意見不同，各家之间相互竞争。反观这之前的知识论，各自有不同的形上学立场，只有独断接受或不接受，却无公平理性的辩论基础。
最初创立认识论者为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他在名著《人间悟性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开始有组织地探究认识之问题，分为认识之起源、界線、本質及效力（validity）。他虽然未能使用正当的方法论，但其分析认识之程度，使认识论成为独立学科，可说是认识论之始祖。
康德创设特有的批评哲学，调和唯理论与经验论之爭。于是分析认识之要素，阐明认识对象之意义，及论究认识要素与经验之关系，藉此以确定认识的范围，认识论之中心问题全包括其中。康德以后，认识论又复归于形上学，直到黑格尔哲学衰落，多数学者才回归康德的认识论研究。
当代西方知识论作为哲学运动，是两股支流的汇合：一是关于“知识是信念”的方法论，孕育于英美分析哲学；二是关于主体之经验直观能力的认识论，乃是笛卡尔到康德的欧陆传统认识论的延伸。两大支流主要是哲学研究切入点不断，但两者皆建构包含形上学理论体系，又都包含纯思维型式的逻辑学，两者交叉蕴含蔚为大观。
中西方知识论之比较与互补
过去谈中华知识论的学者，他们不是说中华哲学沒有知识论，就是认为它自成一格，其实有必要先弄清中华知识论的类型。
中华本土哲学属于逻辑学的知识论讨论，主要在先秦名家如公孙龙及惠施、墨家哲学中昙花一现，之后断绝，后继乏人，直至当代才重拾研究的兴趣。魏晋南北朝以后，古印度因明学（梵语“Hetuvidyà”的意译，源于婆罗门教的四吠陀，是有关理由及原因的学问）随佛教传入中国，但线索不同，仅局限在佛学领域讨论。
上述讨论与西方逻辑学之间，都是处理纯粹思维形式的逻辑学问题，虽然各自依附在特定的世界观形上学立场，并不妨碍其形式思维的独立性，也不影响彼此间的交流对话之空间。
中华哲学属于认识论的知识论建构，一直附属于形上学体系，例如儒家的荀子哲学、董仲舒哲学、宋明理学、佛教的般若学和禅宗的第一义、道家之“不知之知”，都是认识论向度的哲学，也是自成一格的形上学系统。对照西方啟蒙运动的认识论，只有佛教唯识宗才直接从认识论问题出发。
综上所述，中华哲学并非沒有知识论，而是自成一格的认识论，无从比较东两方之优劣。既是自成一格，则其特殊性则应深论。对比于西方思辨哲学的特质，其特质是实践哲学。“实践”是就设定的价值及预设的世界观，以合逻辑的跳跃性直观，判断某个意见，讲述自己的理想。“思辨”哲学，是就设定的问题及约定的概念，以合逻辑的演绎性思辨，推演各项命题组成理论。两者并不冲突，只是特质和侧重点不同，仍有沟通的共同性，即系统內所有理论都必須保持一致性。
就系统性言，中华哲学由实践的命题（“工夫论”）推演出普遍原理（形上学命题），包含说明客观世界的宇宙论问题，说明价值意识的本体论问题，由此定位人生的最高理想，并由主体的实践活动追求这个理想（以境界哲学表述）。于是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四者，共同组成实践哲学的理论结构，还得落实在具体经验，进而亲证和互相印证，完成理想的人格境界。如何检证成圣之真实，一旦展开便将具有爆炸性的创造力。最终成功的关键，还有待中华哲学史研究的落实。
佛教知识论的主要优点，在于综合判断。从形式推理看，因明论带有归纳特征的知识内容，与西方目前的知觉研究和心灵哲学，显然有形式结合内容的趋势。从知识内容来看，唯识宗对知觉经验的揭示更细致，与西方胡塞尔的现象学也互可参照对比，可借鉴西方演绎逻辑的成果，如用计算机实现部分知识论的模型化，甚至自动推理，自动判断因明式的正确性，并批判西方知识论前沿出现的诸如本质直观、实在世界、葛梯尔问题、绿蓝悖论（Grue Paradox）等课题。
佛教知识论和西方知识论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几方面：首先，前者侧重直观体验的基础作用，强调仅凭语言文字，不能达到真相；而后者侧重概念分析的方法，但发展到胡塞尔现象学，喊出“面向实事本身”的口号，直观才得以重视。其次，前者以圣言量为准绳，以经律论三藏为理论背景；后者则以理性为基准，强调理性批判与对话。最后，知识论不是前者的核心内容，研究者不多，也没兴趣发展更细致的理论；对于后者，事关最终所求的真理，必须穷究到底，在各方面发展出相当细致的理论体系。
可举西方知识论著名的“三段论”为例子：
大前提：人都会死。
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苏格拉底会死。
同样，我们可以在因明论上建立类似的论式：
宗：老李会死。
因：老李是人。
同喻：有人都会死。
异喻：不死的皆不是人，如虚空。
在西方三段论中，由大前提、小前提演绎出最后的结论，由一般到具体；在因明论的论式中，先给出要论证的结论（宗），再给出更一般的小前提（因），最后利用更一般的大前提（同喻和异喻），由具体到一般。在西方三段论中，只有演绎推理，并不会推导出新的知识。在因明论式中，除了演绎推理之外，还包含有归纳推理的成分，可以发现前提之外的新知识，是更好的推理框架。
我们每个人脑中的知识体系，先有些信念（即“公理”）。比如基督教徒信仰上帝，以《圣经》为公理，有些人信仰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就是他们的公理。在这些信念集下，我们根据合理的推理规则，得出自己的一些知识（即“定理”）。我们未经反省前，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知识是天然正确。然而，经过对推理过程的反思后，我们应知自己知识依赖于信念而成真。所以，不同的信念集就有不同的知识体系，它们之间的冲突，根源自信念集的冲突。
再次回到前面提及的“葛梯尔问题”，当发现“信念A”其实为假时，应该清除“信念A”及由其推导出的结论如"信念B”，然后再加进正确的“信念C”，当然，由此可能推导出与原先一样的信念，如“信念B”。那么，前“信念B”与后“信念B”有何区别呢？
如果把知识当作个集合，或许前后没有区别。但如果把“信念集”考虑进去时，前“信念B”赖于“信念A”，而后“信念B”依赖于“信念C”。于是，知识集里的命题虽没变化，然而命题间的依赖关系已发生变化。因为“信念A”被清除出知识集，所以“信念B”也被删除，然而随着“信念C”加入知识集，所以“信念B”又重新加入知识集。当未来“信念C”不成立时，“信念B”还可能再次被剔除。
艾文.寇门（Alvin Goldman）的《认知的因果论》（A Causal Theory of Knowing）阐述类似的观点，近于佛家的量论观点。在量论里，知识主要有两个来源：现量和比量。“现量”是新生的正确认识，“比量”则指按照因明论式进行推理得到的认识。
按照西方知识论，现量还不是知识，只有当现量由感知过渡到概念时，才可称之为知识。举例来说，当我们感知到面前的墙壁是白色时，还没有生成概念，还不是西方知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只有当我们指着墙壁说：“这是白色”的时候，已经由感知走到概念，才可以说我们有了知识，这是由现量得来的知识。一般来说，由现量得来的知识并不会出错。
那么，由比量得来的知识却可能出错。比如设立因明论论式如下：
宗：大雁能飞
因：鸟故
同喻：有鸟能飞，如鸽子。
异喻：不能飞的都不是鸟。
假设在当前经验下支持异喻，后来发现鸵鸟不能飞，这时原先成立的异喻变为不成立，结论自然也可能是错误的知识。原因在于我们处在知识爆炸的年代，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不断涌现，可能会使原先推理的异喻不成立而导致原因明论式不成立。那么比量在何时不会得出可能出错的知识？如果假设知识集是不再增长，那么比量得出的知识就不再出错。
黑天鹅事件的启示
黑天鹅事件的启示
人类总是过度相信经验，而不知道一只黑天鹅的出现就足以颠覆一切。然而，无论是在对股市的预期，企业对新产品服务和新市场的开拓，还是政府的决策中，或是普通人日常简单的抉择（包括投票倾向）中，黑天鹅都是无法预测的。黑天鹅潜藏在几乎每一件事的背后──从宗教之兴起，到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大小事件。
一般来说，“黑天鹅”是指满足以下三个条件：首先，它具有意外性；其次，它产生重大影响；最后，虽然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并且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解释和可预测的。
为什么非得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认得出“黑天鹅现象”呢？部分的答案是，在应该注意“普遍现象”时，人们长久以来却习惯忽略特定事件，我们时代需要有“先知先觉者”。我们习惯注意已经知道的事情，却一而再、再而三忽略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因此，我们无法真正地评估机会；我们很容易将事情简化、予以叙述、分类；而且我们不够开放思维（open-minded），没能重视那些能够想象“不可能事物”的人（先知、预言家）及其他们一再发出的警示。
绿蓝悖论（又称“新归纳之谜”）
绿蓝悖论是哲学家古德曼先生(Nelson Goodman)提出的归纳悖论，他这样陈述：让“t”表示未来的某个时刻（如公元3000年），“Grue”是相对于该时刻“t”定义的谓词：对于个体x，Grue（x）成立当且仅当，x在t时刻前被观察并且绿 （x）成立，或者x在t时刻后被观察并且蓝（x）成立。这样定义后，由于至今为止观察到的翡翠都是绿的，因此所有翡翠上述两个假设命题，都被当前经验事实支持，可同样地归纳得到这两个假设，并根据这两个假设去预测其他翡翠的颜色。
那么，悖论出来了。在t时刻前观察到的绿色翡翠个体，都是支持命题（1）也支持命题（2）。而命题（2）意味着，“所有在t时刻前没观察到翡翠都是蓝色”，这显然反直觉。那么，如何解释或解决这个悖论呢？那不妨使用因明论尝试解决。
假设现在新发现一块翡翠a，我们要预测它们的颜色，可以建立两个因明论式。先是一般的论式：
宗：a是绿色。
因：a是翡翠。
同喻：翡翠b是绿色。
异喻：所有不是绿色的个体，都不是翡翠。
这个论式没有问题。到后面论式就涉及到Grue谓词：
宗：a是Grue。
因：a是翡翠。
同喻：以前有观察到翡翠b是Grue。
异喻：所有不是Grue的个体，都不是翡翠。
这个论式就有问题，问题出在该论式不能满足“异品遍无性”的要求。根据“异品遍无性”，我们应检查所有不是Grue的个体都非翡翠。根据谓词Grue的定义，所有个体可以根据它们被检查的时间，分成三个时间段：以前、到t时刻、t时刻以后。对于以前的个体，可以检查“不是绿色的个体，都不是翡翠”，这没问题。对于t时刻或t时刻后，被检查到的个体也要检查“不是绿色的个体，都不是翡翠”，然而办不到，因为未来还没到来。因此，这个论式不满足“异品遍无性”而不成立。
注意到谓词Grue是相关于时间的谓词，考虑归纳规则，是从已知的事实预测未知的命题，预设已知事实的“当前可检验性”。然而在绿蓝悖论里，却引入一个不可检验的谓词Grue，就与预设的“当前可检验性”形成矛盾，这正是悖论产生的根本原因。反而在因明论框架中，已预先排除此类绿蓝悖论的干扰，或可对西方学者提供新的知识论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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