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Ethics）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亦称道德哲学或道德科学，探讨道德的本质、起源和发展，同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及道德的最高原则、评价标准和规范体系等问题。它虽和“道德”（morality）交替使用，但两者之间也有区别，前者指社会的人际应然关系，更侧重于社会的道德规范，更强调其客观可行性；后者指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和行为，是主体对道德规范的内化和实践，更强调内在操守方面。
伦理学的源头，可追溯各民族的史诗与神话。在东西方思想史上，由于不同时代及地域的政经文化的变迁和交流，道德作为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形成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伦理学派别。其中最重要的命题是环绕着道德与经济利益、物质生活的关系，以及个人与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
西方伦理学的发展趋势
在西方，伦理学源出希腊文“ετησs”，本意是“本质、人格”，也与“风俗习惯”相联系。后来，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用道德（moralis）翻译伦理，并将伦理学冠之为“道德哲学”，才赋予伦理学以新的意义。
由于中世纪教会神权的统治，超自然主义的基督教伦理学在欧洲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奥古斯丁为神学伦理思想奠定理论基础，再由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改造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使神学伦理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
随着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兴起，思想界逐渐从神学的禁锢解放出来。在伦理思想上，强调满足个人的需要和利益，深入地探讨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善之本质、道德评价的根据等问题，并以不同方式提出调解个人、他人和社会利益关系的道德原则。这一时期出现的伦理学说，如利己主义、功利主义、自律伦理学、整体利益原则等，或多或少涉及到伦理学的对象和任务问题，但都没作出科学的界说。
由于人们研究价值或至善的目的，在于影响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所以，19世纪以前的传统西方伦理学，可称之为“规范伦理学”。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发展、 科技网络革命及两次世界大战，伦理思想探讨的对象和理论方面，都出现许多变化，表现出一种与传统伦理学不同的非规范主义倾向，可归纳为三种主要思潮：
（1）在英美颇为流行的“元伦理学”或“分析伦理学”，既不重视经验或历史叙述的理论概括，更不提出具体规范，撇开现实的道德问题，侧重研究道德语言的意义、功能及有关道德判断和规范的逻辑证明问题，带有形式主义的特征。
（2）沿袭基督教神学伦理思想的传统，往往和哲学本体论交织一起，包括新托马斯主义、新正统派伦理学等学派，认为伦理学就是道德哲学，就是对善恶所作的纯哲学的思辨，一旦涉及具体行为规范和准则，就会失去道德哲学的意义和尊严，鼓吹人只有通过信仰，才能得到彻底的拯救。
（3）欧陆的现象主义学派，重视实际应用，既反对伦理学的规范要求，也漠视所谓至善的价值，只强调纯客观地描述道德现象，指出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行为规范，履行什么样的义务。由于排斥人的理性，诉诸感情或直觉，经常堕入悲观主义。
中华伦理学的发展趋势
古代中国没使用“伦理学”一词，直到19世纪西学东渐后才广泛使用。中国自古以“礼仪之邦”著称，有极为丰富的伦理思想遗产。在先秦诸子论著中，都有大量关于人生道德、伦理的内容。以儒家为代表的伦理思想体系，就和政治、哲学思想紧密结合，宋明理学家们更力图把哲学和伦理学融为一体，使哲学成为道德哲学。
上古时代，中国已经出现一些道德概念，例如周公姬旦提出以“敬德保民”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同时有“孝”、“悌”、“敬”等维护等级制度的道德规范或范畴，为中华伦理思想的发展奠定基础。
春秋战国时代，伦理思想更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先秦诸子的争论几乎都涉及道德的起源和最高原则、人性的善恶、评价的标准以及义利之辩（道德和利害关系）等一系列伦理学的重要命题，成为中华伦理思想发展史上首个高峰，甚至后世各种伦理学说，几乎都可从这一阶段找到理论原型或思想渊源。
随着汉朝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统一王朝的正统性，儒家伦理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尤其是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并运用到道德范畴的修养，使这时期的伦理思想带上神学目的论的色彩。从此，“三纲五常”成为社会永恒不变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
魏晋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国家长期分裂，道德要求与现实行为严重背离，再加上佛教的传入和玄学的盛行，使儒学正统的道德基础发生动摇。思想界出现试图超越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讨论，提出品德与才能何者为重的关乎“才性”命题，享乐主义的思想也开始泛滥，并在《杨朱篇》得到反映。
隋唐统一后，伦理思想上表现为儒、道、佛三家互争短长、相互吸收和逐渐融合。儒家伦理从排斥佛道思想，到兼容并蓄彼此关于修养等方面的内容，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中华伦理思想。于是宋明两代的伦理思想，形成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学派，建立一套以“理”为最高范畴；而以陆象山、王阳明为代表的陆王学派，则建立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为主要内容的“心学” ，形成两大精致的伦理思想体系。
明清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往昔“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教条和伦理原则开始走向衰落。鸦片战争后，受西方伦理思想影响，中国思想家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和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等伦理思想，取代传统纲常伦理。随着共产思想的传播，中国逐步发展成为具有本土色彩的毛泽东伦理思想，而退守台湾的民国政府，则由威权时代迈入民主法治社会。但海峡两岸都同时面对全球化思潮的冲击，尤其是传统伦理价值的重塑与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变迁。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伦理思想的传统特色有三：
（1）关于道德的根源和本质，理学家从自然和经验出发解释道德现象，人性善恶不是先天神授而是后天形成，所以道德评价标准不在内心而在社会利益；相反，心学家往往把有意志的、神秘的“天”看成道德的根源，是指导人们行为的唯一、绝对和永恒的依据，认为善恶本是天赋，否定后天的感觉经验，特别是物质利益对道德的影响。
（2）关于道德的最高原则问题，儒家强调“义”重于“利”，并以仁义为核心，建立一套完整的规范体系；墨家主张“兼爱”、“交利”，强调“义利并重”；法家强调赏罚，注重耕战，重利贱义；道家则宣扬无为、尚朴，主张超脱一切义利。
（3）关于道德修养问题 ，“修身”、“齐家”是 “治国”、“平天下”的先提条件。
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及未来发展
考察东西方伦理思想史，可知伦理学的基本核心问题，包含两方面的主要内容：
（1）道德如何产生：持唯心主义哲学观的主观伦理学派，强调道德意识决定或制约经济利益和物质生活；持唯物主义的功利主义出发客观解释道德现象，强调经济利益或物质生活对道德的制约作用，并以人们的实际经验或感官需要，论证和检验道德理论。那么，伦理或道德主张是属于主观性抑或客观性？
笔者举例说明：在道德上，杀人永远是不正确的，包括死刑和自卫杀人在内；相对的，那就是说：在道德上，杀人有时是允许的。上述两个句子都是伦理主张，否定一方则另一方就能成立。因此，其中一方应该是正确的，这是客观主义的想法，不过在主观主义中这想法却被否定掉，认为客观上的事实并非和伦理相对应。所谓“真实”关乎事实“乃是如何”的主张，不过伦理主张应该是“必须如何”，因此无关真伪。
在上述两个极端立场之间，存在着伦理的约定主义（Conventionalism）。伦理事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个人意见或相互契约才成立。意见与契约根据各种情况而有所差异，包括了国家、社会、文化习俗等因素。
（2）道德的最高原则；究竟是以利己（个人利益）为基础，还是以利群（社会整体利益）为基础？一种理论强调个人的享乐，认为幸福就是道德，把道德等同功利，忽视或否认社会利益；另一种理论强调社会、国家或整体利益，提倡公民义务。还有一种折衷的中庸之道，即合理利己主义的观点，主张在满足个人利益的基础上，才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或主张从博爱中满足私欲，施比受更为有福。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新的伦理学命题也不断提出，相应地产生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宇宙空间伦理学、还出现试管婴儿、复制人类、安乐死、器官移植、核能、个人隐私、 网络伦理等一系列新的道德问题。这一切，都推动着伦理学在形式和内容上向多方向、多层次发展，在未来发展成为系统化的科学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其社会价值也不断提高，具有日益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广泛的实用性，对造就道德上的完善人格，起着重要的作用。
东西方的伦理与美学的时空对话
至于美学，则以对审美为研究主题，但不研究具体的艺术表现问题，而是研究艺术类型和本质问题，因此被称为“美的艺术的哲学”。它与伦理学的关系，就如同美与善、丑和恶的关系之间，审美意识同审美对象的关系，有着内在有机的联系。它们之间尽管联系密切，但并非等同，美并不一定就是善，也可能失真。美的事物更侧重令人愉悦，具有超功利性，反观善与功利相关。
美学（Aesthetics）源于希腊文“感觉学”（Aisthetikos），产生于柏拉图之问：“美是什么？” 最初的意义是“对美的感受”。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虽曾参与美的探讨和争论，但他们的美学观点、常与真、善的认识混淆，使美学成为伦理学的附庸，他们也没有写过一部美学专著。
18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A. G. Baumgarten）首次使用“美学” （Aesthetica）为书名，标志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他也因此成为“美学之父”。他认为美学对象就是研究美，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与此相反的就是感性认识的不完善，这就是丑。他并不排斥艺术，而是以美的方式去构思艺术理论。
除了鲍姆嘉登，德国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对美学也卓有贡献。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并论证一系列美学根本问题，形成较完整的美学理论体系。康德之后，黑格尔把德国古典美学推到顶峰，成为往昔西方各美学思潮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美学就是美的艺术，正当名称是“艺术哲学”，把自然美排除在美学研究的领域之外。于是，美学脱离纯哲学讨论，侧重于审美心理的描述，逐渐变成经验描述科学的历史转型 。
进入20世纪，美学一方面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另一方面是对理性主义的对抗，逐步形成科学主义美学与人本主义美学两大思潮。前者的代表人物有美国杜威的“经验美学”，以及后来的分析美学、现象学美学；后者的代表人物有德国李普斯的“移情说”，以及后来的存在主义美学、接受美学。
与西方美学的思辩性相比，中华美学更强调宇宙本身的意蕴和人的精神境界，通过对“道”、“气”、“妙”的形上学探讨，把自然人格化和道德化，同时也把人的特性客观化和自然化。例如《论语.雍也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在《逻辑哲学论》，认为伦理是“不可言传的超验”，就与原始儒家的“美善观”有异曲同工之处。他将世界一分为二：可言说的 “事实世界”，它与语言、命题和逻辑相关；不可言说的“神秘世界”，美学与伦理学都归属此列。命题仅能以语言陈述，于是伦理与美学都因其“超验”的本性，而超出了事实世界。这和孔子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 “无言”语境相近。
维特根斯坦的伦理与审美同一论，还认定美与人的幸福是息息相关，超出美善分离的西方传统，反而与儒家“尽善尽美”、“寓美于善” 的基本诉求异曲同工，强调善要在“美之境界”中得到完善，追寻以礼包容乐、以善整合美的道德理想境界。差别只在于维氏把伦理与美学同一在“神秘世界”（彼岸），而儒家则以现实世界（此岸）作为基石，具有“导乐”与“导德”的双重互动的作用，其中包孕着“情”的交流与协同，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审美。
从审美与伦理关系看，儒家与杜威（Dewey）的思想，更可以交流与融合。首先，儒家的道德经验观，例如《论语.里仁》 ：“我欲仁，斯仁至矣”，很接近杜威关于“经验”的主客合一论（“经验”是既施加影响又同时接受影响的活动）；其次，儒家的伦理美学观，无论是“游于艺”的优游状态，还是“成于乐”的完善高境，其实都已达到完美状态，接近杜威的“经验的完满”观念；再次，儒家的伦理美学观诉诸“情深而文明”，与杜威论“审美经验”之情感性思想也很贴近。
通过维特根斯坦、杜威与儒家的“思想对话”，可重构一种伦理与美学的新关联，那就是以“发乎情，止于礼”的“生活美学”，将成为未来人类共同追求的“生活伦理学”。
总结
真善美是人生向往的理想境界，缺一不可。它们之间尽管联系密切，但并非等同。前两篇哲学笔记中，形而上学强调整体性的人生与世界观，真善美三者并列；知识论重视真实性，三者之中更强调真；而伦理学与美学，前者强调善，后者更重视美，东方思想是两者兼顾，西方思想是美善分家，但近年也开始两者归一。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